1991年邓小平交代江泽民一招什么决定中国命运(3)

　　四、“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邓小平一直重视制度建设，在晚年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深知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反复告诫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环节，注重制度的完善，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汲取沉痛教训，把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3页。)这一思考深刻揭示了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是对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阐述了必须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的重要思想。

　　对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目的性，邓小平从多个层面做过分析。第一，就是通过制度建设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创造良好的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保持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维护党内生活的正常秩序，避免朝令夕改或换一茬领导变一套政策的现象；不因地域不同而改变制度的功能，不因身份不同而改变制度的约束力，有效地防止因领导人的主观性而导致决策失误的现象，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第三，制度建设可以弥补带有“说服性”的思想工作的不足，对人更具威慑力。

　　制度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邓小平提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衡量制度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他提出了三条标准，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第三，造就出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他说，如果我们的制度建设能达到这三条标准，才能算是好的制度。

　　对于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1991年，邓小平对江泽民等同志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建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视的问题之一，他认为这是自己对党和国家最后的贡献。邓小平认为，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大局出发，不建立退休制度，党的事业将难以为继。“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邓小平结合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说明这一制度的重要性：“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311页。)这也是他坚决要求退休的主要原因。他特别提醒新的领导集体“要坚持党和国家的退休制度，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92页。)。

　　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反腐败的紧迫性，“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他深知腐败的严重危害并预见到反腐败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主张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邓小平对反腐问题的思考，为党中央制定和出台一系列党规党纪及相关重大决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恢复民主集中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晚年对如何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深刻反思。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最便利的、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这个制度不要丢。他说：“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1页。)邓小平的这一思考提示我们，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都必须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和削弱这个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而且要不断地用新的实践经验来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晚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他在南方谈话时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一论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的高度，强调制度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和规范化、法制化的必要，说明了制度建设的艰巨性，明确了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战略方向与保障。同时，这段话也是一份最后嘱托。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始终将其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来思考，期望制度建设要持之以恒，动摇不得；必须用三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五、“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

　　“两个飞跃”是邓小平晚年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作出的重要思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吃饭问题，结束了中国农村贫困的时代；而农业现代化之路要靠科学技术、适度规模经营来实现。

　　1990年3月，退休后的邓小平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1992年7月，邓小平再次系统阐释了“两个飞跃”的大思想。第一个飞跃着眼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飞跃落脚于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参见《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页。)“两个飞跃”的构想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农”工作的经验教训，清晰地指明了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阐述了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指明了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

　　对于邓小平关于农业规模经营这个“大思想”的认识，有些人仍然模糊不清，担心重走“人民公社”的老路。这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规模经营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和配置，以联合、合作等组织形式，使小生产与机械化、大市场有效对接。农村集体经济也绝不是变更现有的生产关系，恢复过去那种“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旧体制，而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农业生产的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发展和壮大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根据邓小平关于农村经营体制的思考，中国农村开始对股份合作制的探索。一些有活力的、富裕的村庄，依靠资源配置更趋合理的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地方，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些形式较好地发挥了规模效益，提高了集约化程度，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邓小平尽管强调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并非可望不可及，需要我们用实践不断推动这一变革。它的实现不单是生产关系变动所能促成，关键在于生产力的进步，在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战略构想，闪耀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不仅科学地规划了关于农业发展“两个飞跃”实现道路，而且为我国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明确了前进方向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六、“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国怎么办，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社会主义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是制度本身所致，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在认识和实践上出现了偏差？在这严峻而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坚定地说，“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8页。)，“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他认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这些有针对性的论断，不仅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使人们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揭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本质”，为我们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一思考表明，历史不会沿着笔直的道路发展。和其他事物一样，社会主义也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全新的事业，没有具体的模式可循，在探索中出现失误是难免的。一定的曲折和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邓小平从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和当今所处时代的高度，既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不可逆转性，又指明了其道路的长期曲折性。关于这一过程的长期性，他在南方谈话中讲了几个“时间概念”：我们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恐怕还要“三十年的时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如果从建国算起，要“用一百年时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代替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时间将会更长。这就意味着这一过渡远比共产党人过去预想的要漫长、曲折和复杂，理想信念的坚定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思考的一个重要闪光点，是他在吸取苏东剧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核心，回答了中国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所以，他反复叮嘱党内不能出问题，“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他一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再大一些，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国家稳定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所以，“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他创造性地提出的一系列精辟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也使国际共运在遭受重大挫折后又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不仅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实践证实，而且也必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化变革中得到证实。

　　邓小平的晚年思考有四个特点：一是具有世界眼光，始终关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把最新成果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紧盯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已有的理论；三是深刻汲取以往教训，警惕和消除“左”和右的影响，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四是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追求真理、不断思考，具有超越自我的理论品质和政治勇气。他的这些思考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产生的，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深入思考。这是我们党巨大的精神财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体系和最终成熟的标志。其中，既有他对中国进入新阶段后出现新问题的洞察，又有对未来中国发展问题的筹谋。这些问题，正是中国当前面对的问题。因此，深刻领会邓小平晚年的这些思考，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原标题：《邓小平晚年思考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