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交待：只握手，不拥抱(4)

　　对几个问题的处理办法

　　◎两国最高领导人见面时“不拥抱”，但长时间握手

　　一、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

　　1989年初，钱其琛外长交给我们一项任务：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对于苏方人员的称呼办法提出意见。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与之后，中共与苏共均以“同志”相称，毛泽东曾诙谐地说过，我们同苏联人是一家，都“姓马”(指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就严重恶化了，对苏联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称，便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对苏联人还是可以用“同志”相称，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在讲完“结束过去”后说：“目的是让苏联同志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理解我们是怎么认识‘过去’的。”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便成了我们称为“同志”的最后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二、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邓小平曾特别交待：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我当时领会，老人家这个指示很有深意，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我们把“不拥抱”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立即将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醒”，只与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不过两人握手的时间相当长，有位朋友看电视实播时掐着手表算了算，整整35秒钟。

　　三、口译工作的特殊安排

　　1989年元旦一过，钱其琛外长就对我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2月初来访时，邓小平要见他，可考虑安排一位精通俄语、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翻译，同时也让一位年轻有为的翻译在场“见习见习”。他还指定了这两位高翻的人选。

　　大约在3月下旬，钱外长又特地把我叫到办公室，说邓小平2月初与苏联外长交谈时，听苏方主翻百订林讲的汉语感到比较费劲。他让我想个办法，使老人家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听对方的话不再感到费劲。我当即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邓小平说的话由苏方译员翻，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则由我方译员翻。这种口译方法最大的好处是，一方领导人听本国译员用母语翻，容易弄得明白，在50年代初并不罕见，但后来很少用了。况且，我担心苏方译员译邓小平的话时，翻得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

　　另一种方案是：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所说的话，由我方译员一个人翻译。但苏方未必会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在国际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国领导人相互交谈时，如遇语言不通，则“各翻各的”(由本国的译员翻译本国领导人所说的话)。在近20年中苏会见、会谈的口译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无一例外。

　　钱外长赞成后一种方案。他说：要努力与苏方人员沟通好，讲清楚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与苏方人员几经沟通后，对方终于对这种“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钱外长便指定外交部俄语界的后起之秀宫建伟作为邓戈会见的唯一翻译。邓戈会见前，苏方主翻百订林在东大厅见到我时，故作怒状，操着一口并不生硬的京腔说：“我知道是你这小子使的坏，剥夺了我今儿在头儿(指戈尔巴乔夫)面前显摆(指当翻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