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处女作属瞎猫碰了死耗子 创新立根于乡土(2)

　　“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同样，远在市区北郊的大栏乡平安庄，“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横幅也挂在村子里。那是莫言的老家。

　　莫言获奖的当晚，平安庄隶属的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就赶制了100多条红色横幅，并买来烟花送到平安庄。“燃放了有两个小时。”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第二天早上，横幅就被挂在了村子和市区。

　　土地上已经很少种植高粱。村子里，屋外的水泥路上，晾晒了一片片金黄的玉米棒子，晾晒场旁边的墙壁上，横幅还打出了“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莫言父亲与二哥管谟欣家中的院子里也晒了几堆玉米。这7间平房是后来修建的，“莫言旧居”还在北边的另一处。

　　屋外一直喧嚣，记者们的采访、拍照声响成一片，莫言的父亲静坐在炕上，90岁的老人听力不太好，这可以让他置身于尘嚣之外。他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在市区的翰林苑，大儿子管谟贤在三楼，原名管谟业的小儿子莫言在五楼。

　　这几天，莫言的大姐管谟芬来到了二哥家，因为后者要接受大量采访，她要帮着烧饭和照顾老父的起居，有时顺便对记者讲上几句。但作为只上过四年学的地道农民，莫言获奖后，她“高兴得也不知道怎么说了”，甚至在当晚“睡不着觉”。

　　读过高中并当过乡村干部的管谟欣带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了“故居”，回忆起莫言小时候的事以及当年拍《红高粱》时的情景。导演张艺谋和主演姜文、巩俐曾到原作者莫言的家吃过一次饭，吃的是烙大饼、鸡蛋。

　　在管谟欣、管谟芬的眼中，莫言小时候“既聪明又调皮”。莫言的小学同学杨成国回忆，当时只有12岁的莫言正是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学校开除。

　　“因为这个，我也很内疚。”从高密一中副校长任上退休的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1967年1月放寒假回家，我把上海造反派的一些传单带回来，他看了，就到学校去造反。”

　　少年莫言把学校的课程表撕了，然后说，“老师是奴隶主，我们不做奴隶。”管谟贤回忆，弟弟莫言当时约了同伴去串联，到了郊县住了段时间。莫言回来以后，学校把他开除。“文革”中，中农“家庭成份”的莫言也很难被推荐入学。

　　令管谟贤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莫言“调皮捣蛋”甚至险些让后者在幼时丧命。一次管谟贤杏树下看书，忽然听到牲口圈里的厕所里有噗通的响声，弟弟掉进了粪坑。

　　“眼看要淹死了，我把他拖出来，抓起来把他扛到河边，扒下衣服，让他‘闭上眼’，按到河里洗。”管谟贤回忆说，“然后我把他背回来，丢到炕上，让他老老实实的，但之前他也喝了很多脏水，很惊恐。”

　　莫言的母亲和奶奶都很心痛，但是口头上却说，“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瞎猫碰了死耗子”

　　在管谟贤眼中，莫言从小就喜欢读书，有文字的东西都看，交换人家的书来看，帮人家干活换来书看，大部分是上世纪60年代的红色经典。莫言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把村儿里的所有书都看完了，连《新华字典》也翻来覆去地看。”

　　管家三兄弟都是书迷。莫言曾经在小说写到和二哥抢书看的故事。管谟欣回忆，“那时候家里用油灯，看书看到十来点，我母亲就吆喝，别看了，没油了。当时也不知道累，中午也不休息。我借的书不让他看，我藏着，他就偷着翻我的书。”

　　辍学后的莫言成了一个地道的小农民。管谟贤回忆，“他小学都没上完，很痛苦。特别是当他放牛从学校经过的时候，尽管当时学校也不读书，闹‘文革’，但是也很羡慕人家。” 而大哥管谟贤因为在1963年即考上了大学，是乡里当时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家中“跳出农门”的楷模，他留下的中小学教材包括作文本，都成了莫言的文学启蒙读物。

　　“莫言小时候，大爷爷、父亲和我都叫他学医。他小学失学后，也跟着大爷爷学过中医，背过中医典籍。文化太低了，学医也不现实。”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在2009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就曾提到他大爷爷和姑姑的行医经历。《蛙》中的主人公“姑姑”，原型也就是莫言的姑姑。莫言的姑姑管贻兰也看过《蛙》，“那些讲计划生育的，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人物的经历有些跟我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她回忆起和书中类似的走村串镇，去做结扎的计划生育工作。

　　该书在去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同时也是莫言最近的一部长篇作品。对于本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因为《蛙》，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它没有译成英文，第二也没译成瑞典文。”

　　“我很早以前并没有想到他会拿诺奖，最近几年我有感觉到，但没想到会这么早。”管谟贤说，“早期莫言写的小说都会给我看，后来的《丰乳肥臀》，他写一章就会给我看，其中也有我提供的素材。他的作品我都读过。”

　　1976年，莫言参军，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时莫言和大哥管谟贤保持着通信，第一封信也是后者“第一次看到莫言写的东西，就是汇报当兵生活”。之后，莫言的文学作品也都一直保持着手写至今。

　　“暑假里，我写了一篇小说，已在保定《莲池》发了首篇，这是瞎猫碰了死耗子。这篇东西费力最少，一上午写成，竟成功了，有好多‘呕心沥血’之作竟篇篇流产，不知是何道理。”1981年10月，管谟业给哥、嫂的信中写道。该处女作正是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从此管谟业开始使用“莫言”这个笔名，即将“谟”字拆开。

　　管谟贤回信道，“得知提干有望并处女作发表，又兼芹兰(莫言妻子)分娩在即，你马上要做父亲，三喜临门，让我们万分高兴！”那一年，莫言的女儿出生在用高粱杆和泥而建成的老房子里，即后来的“莫言旧居”。从发布处女作到获得诺奖，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家书放到了莫言文学馆。

　　“我对乡土的依赖性很强”

　　莫言的文学创作被广泛地认为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也如此提及。

　　13日上午，在莫言家中，有媒体提到，“你说自己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但之后你觉得自己在文学上的创新是什么？”

　　莫言回道：“我的创新是立根于乡土，立根于个人经验，然后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的和外来的文学技巧，形成了我自己这种亦真亦幻、历史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这么一种立体的写作方法。”这实际类似于诺奖的那句授奖词。

　　这时莫言的家门被敲响，没有人去开门。莫言接着说，“我原来是想逃离，后来我又主动地向他们靠拢。当时我太年轻，我觉得跟它靠在一起，我太敬畏它。后来我慢慢成长了，觉得可以离它近一点对话。”

　　在问及是否因为翻译促成了这次获奖，莫言回应说，“我相信是因为这些翻译家杰出的劳动，大家共同的努力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细数了翻译自己作品的翻译家：美国有葛浩文，瑞典是陈安娜，日本有吉田富夫、藤井省三，法国有杜特莱、尚德兰等。

　　在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看来，莫言受到齐文化影响更大，目前他研究的主要方向便是，“齐文化与莫言创作的关系”。1985年，当时还是大栏中学语文教师的毛维杰在《中国作家》上读到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故事的背景就是大栏乡。后来，毛维杰发现莫言就是大栏乡平安庄的管谟业，当后者从北京回家探亲时，毛就去找对方交流。1993年时，毛维杰便开始收集和整理关于莫言的相关资料。

　　如今，“莫言每一次回到高密，我都是他的司机兼秘书，他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他回到家里面要逛超市，要买东西，要赶大集，要理发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有的时候呢他要到处转转看看，我都得跟着他。”毛维杰总结说，“他就是我们平常见的普普通通的高密人。”

　　莫言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作家跟故乡的关系，实际上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跟你有多密切的联系。一旦当你离开了，你就会产生一种魂牵梦绕的感受。当然对于作家来讲，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尤其是像我这样以乡土为主要风格的作家。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写乡土，就要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不断地持续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