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愿做职业读书人 在《庄子》中安顿身心

　　流沙河 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上世纪80年代以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风行一时。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他是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

　　八旬老人从去年至今，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庄子闲吹》，在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文字侦探》《流沙河诗话》《Y语录》等著作。除了著作频出，他还坚持在成都市图书馆讲《诗经》，其亦庄亦谐的文字，幽默风趣深受读者喜爱。近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后，先生才告知，自己前一段胃穿孔，做完手术刚刚从医院回家。

　　评诗 审美观是传统的

　　1957年元旦，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星星》创刊，流沙河《草木篇》就发在了上面，并一度因该诗受到批判。1983年，流沙河的《台湾诗人十二家》出版，大受欢迎，他也因此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

　　新京报：《流沙河诗话》打通了古诗和现代诗，但你的审美观却是传统的。我看到一些别的诗歌评论者和诗人，他们在评论诗歌时使用的语言和审美观，跟你大有区别。为什么你会坚持传统的诗歌审美观？

　　流沙河：这和我这一生，和我受的教育分不开，因为从少年时代读《诗经》起，我就习惯了一种有韵味的，美丽的，有想象力的作品。我自己现在老了，还能背诵从《诗经》以来的很多作品，而且很热爱它们。因为这些诗歌，滋养我的灵魂，数十年我就无法改了，因此我就已经形成我的一种保守主义的诗，一种保守主义的诗歌观。

　　新京报：这是否和你对古诗和现代诗的看法有关？

　　流沙河：我至今不相信，中国的诗歌能够把传统抛弃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下来，然后把现代的一些观念，一些文学，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我最近看到报纸上介绍一个打工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如果有可能明天带你去旅行》。我就注意到，他很讲究韵脚，念起来有节奏感，他没有受过那些教育，这个是他灵魂里头的东西。虽然他写的诗是现在的生活，写他在外头打工的苦，他的太太在遥远的村庄守着，过苦日子，一年到头就盼望他回来，他没有回，他就同情、悲悯他的太太……他写的诗严格押到韵脚，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本能，要离开它凭空形成一种新的诗非常困难。

　　而且，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这些现代诗，除了极少数写得好的人外，比如台湾的痖弦，还有更老的纪弦，还有后来的余光中，钟鼎文，他们极少数人从古典诗歌中学会了一门本领，就是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含义，文字具有相当大的密度、比重，这样的诗人还是不多。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松松垮垮，没有节奏，难以上口，无法朗诵的那些诗。废弃了中国古典诗歌高密度，高比重的文字，那是一种失败。

　　新京报：你上世纪90年代之后就不写诗了，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我早期写诗，到1957年之后基本上就停了。70年代末又开始写，我的绝大部分诗，都是宣传。1990年，我说我这一辈子都在错，我就赌咒发誓离开诗歌了，我去搞我自己热爱的事情，我不写诗，中间实际上还有很大自我谴责的成分。

　　求道 在《庄子》中安顿身心

　　早在上初中时，流沙河就读到了《庄子》，那时候，他没有读懂。第二次读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时。在流沙河看来，《庄子》这本书，是安慰一个失败者的，自己当时就是一个失败者。80年代末，流沙河身体极差，因为患胃病，人很瘦，内心也很痛苦。看到他的朋友都觉得他快要死掉了……又一次开始看《庄子》，这一次是研究。后来，他写了《庄子现代版》。

　　新京报：你已经出了两本和庄子有关的书：《庄子现代版》和《庄子闲吹》，你特别豁达的个性和庄子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流沙河：我在写《庄子现代版》的时候，仿照他这种便于宣传，便于课堂诵读的风格。我把它用我自己习惯的、浅显的、口语性的、大众化的语言文字，把庄子表达出来，希望它有所用于今日。一方面有真实的庄子，二方面我还希望，庄子的声音到现代社会还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新京报：庄子嘲笑儒家，你是否同样如此？

　　流沙河：没有。我在内心深处觉得，庄子那样把儒家嘲笑一顿是非常痛快的。但是，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还是受到儒家的影响。这一年多来，在成都市图书馆有一个《诗经》讲座，我已经讲了四讲了，每一讲两小时，大概要讲二十讲，才能讲到《诗经》的1/2，这是儒家经典，我讲起来非常投入。我从305首诗歌中选了85首重新讲。而且，我换了一套方法，从汉代以来，一直到现代，一首诗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点——我是当报纸记者出身的，我晓得新闻的五个W，而且我还知道一切新闻都有现场，一切诗歌也有现场，一定是某个场所发生了某个事情。于是我就把这个观念拿来重新解读《诗经》，就叫“《诗经》现场”。

　　新京报：你的一些文章、一些表达很诙谐，很有智慧，你是用这种类似庄子的方式来面对现实吗？

　　流沙河：不是，这是我的自然流露，我在平时和朋友摆龙门阵，包括我讲课，都不时有一些我以前也没有设计、没有想过的，说得不好听就是不负责任乱说，说好听点，这个人很诙谐。

　　新京报：你的《Y语录》亦庄亦谐，和庄子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流沙河：有。就是一些事物到我们面前来，我们怎样去解说它，我不自觉地运用了先秦诸子，也包括庄子在内先贤的一些智慧。不过这些都不是有意的，由于已经形成自己人格的一个部分，实际上就用了它而自己并不觉得。

　　读书 更愿做“职业读书人”

　　上世纪50年代末，流沙河通过读书而渡过了难关；60年代，他通过读古籍而奠定了小学研究的方向，80年代至今，他通过读书在诗歌之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迄今为止，读书仍然是他的最爱。在流沙河的一生中，读书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新京报：你说，自己愿意做一个职业的读书人，这和以前做诗人的区别在哪里？

　　流沙河：我这个人虽然对很多事情丧失了兴趣，但是非常奇怪，我对阅读有高得很的兴趣，每天非要阅读不可。要写什么东西，有时还提不起兴趣，所以想来想去，就给自己开玩笑，就说做一个职业读书人。职业读书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很可笑的，毕竟我每一个月还能够从皇粮中间领一份，还可以平平安安过日子，在这个时候，我最大的兴趣还是阅读。读起书来，我就觉得心里快活，读起书来，时间就过得快，一个上午一晃就没有了。还有，我不善交际，我交的朋友的面都非常窄，都是一些交往四十余年的了，其他活动我一概推光。除了图书馆的讲座以外，其他活动都不去。

　　所以，对于我来说，选择读书作为一个爱好，实际上都还是一个无能力的表现，因为我做不了什么事。

　　新京报：你现在读的大致是哪些类型的书？

　　流沙河：我现在读的书，和我写的这些没有什么关系，我的阅读面可以说广得很。最近我读了有两章是一个医生朋友送给我的他的大部头著作《外科学》，他是外科的大夫。我自己有长时期的胃病，我就把他这个部分中间涉及胃病的这些仔细精读，画了很多杠杠。南方有一家办得很好的刊物叫《随笔》，我是它的忠实读者。我读了上面好的文章，我就忍不住要向我的太太说，你来听它这一段，我就要讲给她听，我用红的铅笔赶快把它勾下来。

　　新京报：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对一些事情的发言，说的一些话，叫人感觉基本常识都没有。

　　流沙河：我这一辈子读了很多书，没有一本书使我糊涂过。只是我在读书上有一点，我极力排斥功利主义，不管它是什么书，凡是有兴趣的我就要读。我读书是从兴趣出发，我读书是为了我自己，我没有说过我读了这本书，我就要求为这个服务，我就要站在那个立场去。我读书是为我自己服务，使我自己充实，我生活得快活，使我自己对于人世间的是非曲直，了然于胸中——这就是读书给我带来的快乐与好处。至于说写的这些东西，也是读书之余，想使旁人知道。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