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寇”真相：谢氏血案致海商转而为寇

　　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过剩，加之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多，很多农民破产，无以谋生，遂入海经商。可以说，利润丰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贸易乃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

　　海禁无法停止海上走私

　　出身农民，对蓝色文明无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许入海”，仅剩下一种扭曲的官方朝贡贸易，因其能带来“君临天下、万邦来朝”的感觉而存活下来。

　　然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却无法停止。时值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海路为连接的世界贸易圈蓬勃发展，中国所在的东方贸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很快，如生命力极强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贸易迅速发展，并在双屿港扎下根来。鼎盛时期，双屿港还聚集了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欧洲的自鸣钟、火器，南洋群岛的胡椒、香料，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和数不清的白银于此汇聚交易。

　　谢氏血案转商为寇

　　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余姚大族谢氏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并威胁要报官，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洗劫了谢氏庄园并掠杀了谢氏宗族。

　　嘉靖皇帝派遣干将朱纨前来镇压。他颠覆双屿港，并挥师入闽，继续追杀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屿后又赢得走马溪大捷，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

　　从此，浙海再无海商的容身之地。大量曾经的海商及其跟随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商为寇，酿成了巨大的沿海动乱。

　　想做红顶商人的寇首

　　王直，徽州人，本姓汪。双屿港之战后，王直收集余党，转移到舟山烈港(沥港)重振势力。他读过书，深谋勇略，思想超前，明白海洋可以富国裕民，其最大的梦想便是朝廷能改变国策，通商互市。

　　开始时，在地方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王直主动配合官府，平定了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然而，官府却背信弃义——1553年闰三月的一个深夜，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王直败走日本。双屿港和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

　　此后数年，王直居留于日本平户，他带来了中外商船，使平户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深受当地领主欢迎。史料描写烘托出了王直的赫赫威仪——“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其建造的巨舰可容纳两千人，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海上帝王般的王直，在大海的这边，在他的故土和祖国，却被视为“东南祸本”，名列通缉令榜首。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东南沿海的抗倭统帅职位落到了王直的同乡，徽州人胡宗宪的身上。为了招降这位关键人物，对徽商心理极为了解的胡宗宪先将王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并让其儿子写下血书，劝王直早降。又派了两位使者去日本，封官许愿，并答应通商互市。

　　当其得知亲人无恙，王直喜极而泣。为了表示诚意，他先派义子毛海峰领军回国助官军剿贼，随后率精锐千余人，乘“异样巨舰”回到舟山岑港，大兴土木，预备开市。胡宗宪要他来接受官职，他坦然前去，没想到，一去便被扣留了。

　　胡宗宪最初的确是主张招抚的。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明王朝根本无法容忍这位“海上帝王”，早先为擒斩王直，便曾开出“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的惊人厚赏。入骨的忌恨很快兴风作浪，胡为求自保，不得不改变了态度。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直在杭州被斩首。临刑时他不胜怨愤地说：“不意典刑兹土！”伸颈受刃，至死不求饶。

　　倘若王直真的没有主使海盗劫掠沿海的话，那么他最大的罪状也不过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而终其一生卑微而终极的梦想，也不过是成为一名海上的“红顶商人”。

　　万千中国“倭寇”人头落地

　　诱杀王直，让朝廷在海商和海盗中信义尽失，他们由绝望、怨恨而至彻底堕落，很快“新倭复大至”。在俞大猷、戚继光等全力攻打下，毛海峰先据岑港坚守，后突围南下占据福建浯屿，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沿海县城纷纷沦陷，天下震惊。古来杀降不祥，就在王直死后不久，胡宗宪也被反复弹劾并下狱，最终含恨自杀。

　　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万千中国“倭寇”人头落地，而连绵的动乱和镇压也极大地消耗了明王朝，亦使东南沿海富庶之区遭到严重的破坏。朝廷逐渐意识到这一点，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后，新即位的隆庆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铁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终于从内部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依稀透进一线曙光。而诸多找到生机的中国“倭寇”亦很快由寇转商，“倭患”迅速得到了缓解和平息。

　　共谋一场虚构的异族入侵

　　倭寇历史可大致归纳为前后两期。前期倭寇指的是14、15世纪进犯朝鲜半岛，以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为目的的倭寇，以及元末明初时与方国珍、张士诚余部勾结犯山东的倭寇，这个时期的倭寇基本为来自日本的“真倭”。而后期倭寇，即16世纪的“嘉靖大倭寇”则为“假倭”，确切地说是“中国之寇”。

　　在嘉靖朝残暴严厉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发，便可能株连九族，从沿海民众的角度考虑，冒充“倭”可以保护家人。至于那些沿海官军，遭遇动乱时，不管是不是倭，只要上报为“倭乱”，就可以把问题“政治化”，失败了容易推卸责任，赢了则奖赏更高。而对于庙堂之上的统治者来说，将沿海民乱定义为外族入侵，将其极端仇视的海商力量与叛国者画上等号，镇压起来也更为便利与合理。于是，一场因海禁而导致的海滨民众的抗争和叛乱，便被各怀目的的几方，共同虚构、共谋为了一场异族的入侵。

　　据《中国国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