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弗里施《蒙托克》等引进:因恐惧而写作

　　马克斯·弗里施：因为恐惧而写作

　　《蒙托克》、《蓝胡子》等小说引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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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傅小平

　　在写于1945年的小说《彬，北京之行》中，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虚构了一次去往北京的旅行。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我”是一个建筑师，和一个叫“彬”的神秘飘忽的朋友，不知怎么来到了梦想的彼岸之城——北京。“我”看到了月光下的山峦和长城、笑容温和而神秘的菩萨、与他相恋的黑发少女玛雅……小说结尾，“我”回到了现实中妻儿的身边，不由自主地发觉，孩子很像梦中的“彬”，而北京，是一座“我”将永远无法到达的城市。

　　作为联邦德国施密特总理特别邀请的文化名人，弗里施曾于30年后来访问过北京。其时，他没有像现在这样声名卓著，我们找不到有关他北京之行的文字记载。作为他重要创作形式之一的《日记》，写于1971年之后的部分，迄今尚未出版，所以也无从得知他当年探访中国的亲身感受。可以确知的是，1987年，他创作于1955年的剧本《毕德曼和纵火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次搬上中国舞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自此，弗里施以剧作家的身份为中国读者熟悉。

　　此后，弗里施的长篇小说《施蒂勒》(1954)等都曾引进出版过。在2月18日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的“马克斯·弗里施小说发布会”上。作家孙甘露谈到自己多年前阅读《能干的法贝尔》(1957)时的感受。尽管当时的印象已经模糊，他依然为读到法贝尔这样特别的人物感到惊奇。“把技术人员当成小说的主角，这在当时非常少见。”更重要的是，弗里施透过小说，对技术文明做了前瞻性的思考。这让孙甘露颇为感慨。“想起瑞士，就会想到晶莹剔透的钟表。经由迪伦马特及弗里施等大作家的作品，我们将透过这种固定的表层印象，看到瑞士人如此丰富的内心世界。”

　　尽管有孙甘露等作家的力荐，弗里施此前在国内的影响，并未超出文艺爱好者的狭小圈子。其实在瑞士本国，普通读者对他的认知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他虽然在生前就地位尊崇备至，但瑞士国家对他始终心怀疑惧。从1948年到1990年1月12日，瑞士联邦对他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秘密侦查。在他生前，瑞士民众对他也是褒贬不一。有人称赞他先知先觉，有人认为他对瑞士的批评过于吹毛求疵，简直是“自爆家丑”。

　　进入20世纪90年代，弗里施被奉为大师、经典。他成了瑞士读者最多、销量最大、译本最多的作家。去年5月15日是弗里施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庆祝作家华诞，瑞士邮政在年初发行了弗里施纪念邮票，瑞士制币局铸造了市值为20瑞郎的弗里施银币。此外，瑞士全国上下在今年筹备了大大小小数百次纪念活动。与此同时，有3部全新的弗里施传记热销。在弗里施的故乡苏黎世，庆典要到2015年才告一段落，届时Oerlikon火车站前的弗里施广场将竣工并交付使用。这一切都说明，弗里施在辞世20年后已经晋升为瑞士的民族诗人。

　　这一切或许并非弗里施所愿。临去世前一年，1990年，瑞士联邦筹备建国700周年庆典，并邀请弗里施参与。当时“卡片事件”越演越烈，瑞士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号召抵制庆典。重病在身的弗里施不仅拒绝参加庆典活动，还在公开信中称瑞士是个“行将倒毙的国家，我和瑞士的唯一联系就是一张我不再需要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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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非要以真实的场景，来对照弗里施小说中讲述的故事，那将是荒谬的。就像“我”的北京之行，其实是一个内心梦想散漫投射的幻境，而存在于一个西方人金色想象中的北京，和我们感知中真实的北京，也注定不会有任何交集。

　　弗里施还写过一部题为《中国长城》(1946)的剧作。在这部无关真实长城的闹剧里，中国的秦始皇、法兰西皇帝拿破仑、美洲的发现者哥伦布、俄国沙皇伊凡雷帝以及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罗米欧和朱丽叶等世界历史和文学中的诸多角色同台表演。弗里施显然不是去塑造人物，描绘性格，而是藉此来探讨知识分子对历史中的罪恶应负什么样的道义责任的问题。

　　对于弗里施来说，写作更可以看成是一种探索内心和认识自我的途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写作与一种心理分析相距并不太遥远，这就是说，我通过写作，展示我在其他情况下并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在他生前最后一部小说《蓝胡子》(1982)里，弗里施并没有重述格林童话中杀害妻子匿于密室的“蓝胡子”的传说，而是写了年过半百的沙德医生，他七次结婚，六次离婚，由于涉嫌谋杀一名当了妓女的前妻，受到拘留审讯，后因证据不足被宣布无罪释放。出狱之后，他生活十分失意，也一直无法停止对自己的怀疑和拷问。后来他去警察局自首，却被驳回。回家的路上，沙德开车撞到了树上，完全失去了意识……

　　被著名德语文学评论家赖希·拉尼茨基纳入文学经典书单的《蒙托克》

　　(1975)同样如此。小说并非浓墨重彩去写美国纽约长岛那个叫做蒙托克的地方，只是借这一场景展开的故事。他，一个名叫马克斯、年过花甲的知名作家，和一个31岁名叫林恩的女人去蒙托克度周末。这一对年龄悬殊的情侣只是暂时在一起，对未来谁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作家时常因对方张口皆是英语而想不出合适的话来，年轻的女人则从一开始就怀疑男伴对自己是否真有兴趣。短暂的周末结束之后，没有拥抱，没有接吻，两人互道再见，在纽约街头分手。

　　在叙述现实生活的同时，弗里施从一开始起就插入了许多对往事的回忆，这些回忆显然都是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苏黎世的早年生活，父母家中的境况，与中学同学W君的友谊，初恋的情人，记者生涯，两次失败的婚姻，建筑师的职业生活，和奥地利女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的感情纠葛，写作的经历，等等。因为大量描述私人生活，小说自然引起了书中涉及的相关当事人的不满。弗里施对此不以为意。他甚至把这部小说称作“遗书”，想以此告别写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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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弗里施的大多数作品都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他卓绝的才华，在于他总能如迪伦马特所赞叹的那样，把自己的故事演绎成世界的故事。同时，他并不满足于讲故事，而是倾向于通过写作表达他的人生哲理，探讨身份认同、两性关系等充满现代性的主题。

　　这在《施蒂勒》中有典型的体现。对雕塑独有情钟的施蒂勒，娶了美丽动人的舞蹈演员尤莉卡为妻，尤莉卡舞台上的无限风光，却给了他极大的压力。他用自己的方式所做的一切都未能使尤莉卡得到满足。面对生活的压力和事业的平庸，施蒂勒不告而别。他改名换姓，费尽周折。六年后，不料在回乡检查护照时被人认出，指控他为“持美国护照的德国人”。对于这一切，他矢口否认，直到见到风韵犹存的尤莉卡，真相才浮出水面。施蒂勒由此陷入身份错位的窘境。

　　弗里施自己也一度在自由记者、建筑师和职业作家三种身份中徘徊犹疑。他在中学时就痴迷于戏剧。1932年，因为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他被迫中断大学学业靠撰稿贴补家用，在友人的资助下，才得以在苏黎世理工大学完成建筑学学业，并在1943年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其间，他有几年时间不曾涉足创作。而他最终回到创作，并不仅仅出于对文学的迷恋，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他对人在社会中的不安全感的深刻体认，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是出于恐惧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