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雷锋精神是做好事不留名 二者缺一不可

　　“最难得的是利他主义”

　　新京报：你认为雷锋精神是什么？

　　蒋方舟：就是“做好事，不留名”——两者缺一不可。小时候写作文，写自己帮助人之后永远说：“就叫我红领巾吧。”

　　新京报：对雷锋精神的认识，和老一辈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蒋方舟：我有一个朋友，是70后。有一天，他和他母亲说，雷锋在那个年代被拔高了，他母亲就哭了，拍案大骂，你到底要干什么。那个朋友摧毁的不仅仅是父母对雷锋的理解，更是他们那一代的记忆。我们现在不能带入那样的情景当中。对我们而言，雷锋做了那么多好事儿，有点遥不可及。

　　新京报：我们要向他学习什么？

　　蒋方舟：他的本质精神我们还是要学习的，我始终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要做道德标杆，而让每个人都有行为的空间感。

　　新京报：雷锋提倡的勤俭节约，在现在年轻一代看来有什么不同？

　　蒋方舟：现在不少年轻人都不缺吃，不缺穿，勤俭节约不是金钱的原因。但你发现，我们会提倡环保。现在做公益环保的人越来越多，慢慢意识到，未来资源稀缺，需要节约。

　　新京报：你觉得雷锋最需要年轻一代学习的是什么？

　　蒋方舟：他最难得的是提倡利他主义。这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会有人说世界很寒冷，要带来些温暖，要呼吁道德重建。你会发现，当道德触底的时候，人活着是不舒服的。而获得帮助别人的快乐和满足后，利他是会传递的。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你取得再大成就，也不知道快乐的来源是什么，你在某种程度会枯竭。帮助他人会给你活下去的理由。

　　“我很有螺丝钉精神”

　　新京报：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也在做利他的事情吗？

　　蒋方舟：我有几个70后的朋友，冬天在车里塞着棉被和大衣，去桥洞底下送给流浪的人。还有一个朋友，看到一个年迈的老奶奶在卖菜，他每天都会绕远，去那里买菜。这都是很小的事儿，帮助了别人，他们会感觉到快乐。

　　新京报：你觉得你自己和雷锋精神最大的契合在哪里？

　　蒋方舟：我自己觉得我还挺有螺丝钉精神的。我特别清楚自己能力到哪一步，面对名利上的诱惑，不太愿意做。比如办杂志，拍电影，写畅销书。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有些钱也不愿意去赚。我花一两年写一部小说，可能别人用一两年时间就已经功成名就，在虚假繁荣的市场赚得盆满钵满。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干一行，爱一行。一个人可能做很小一件事儿，赚很少钱，但他觉得自己做得有意义，都会有很强的成就感，满分都是十分。

　　新京报：像雷锋一样的坚持和执着，是不是更需要强调？

　　蒋方舟：我发现年轻人的坚持，不浮躁，在职场上，还是很缺的。许多人会觉得自己应该比别人过得更好，收入更多。总是去看别人的生活，沉浸在对别人的羡慕之中。总是会羡慕那些运气特别好，不劳而获的人，仿佛那些是成功的捷径。这样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不计较所谓的得失。

　　个人简历

　　蒋方舟，1989年出生。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十一岁写成长篇小说《正在发育》。从12岁时开始成为多家报刊的专栏作家。2005年当选为中国少年作家协会主席。现就读于清华大学，并任《新周刊》杂志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