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反腐：贪污500元以上者处死

　　苏区时期的毛泽东

　　《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红色中华》1934年3月13日，第161期。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一贯要求党员廉洁奉公、执政为民，努力提高党性修养，积极抵御来自各方面形形色色的歪风邪气的侵袭腐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高度重视党政干部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特别强调反腐倡廉并付诸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厉行廉洁政治。

　　中央苏区时期，地处赣南、闽西偏远山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加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和疯狂侵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军民生活异常艰苦。当时“临时中央政府的十个工作部门，全部集中在瑞金叶坪的一个大祠堂办公，每个部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村工作人员，除少量技术人员外，大家都没有薪饷”，苏区干部“每人一双草鞋、一顶雨笠、艰苦得很。”面对艰难困苦，党员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廉洁奉公。惟有如此，才能共克时艰，巩固和发展苏维埃革命事业。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同时强调“经费节省，决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1932年7月7日），《红色中华》1932年7月21日，第28期）。毛泽东还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均须在不影响政府日常工作的条件下，帮助周围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自己更须就近开荒种田种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在积极倡导廉洁奉公的同时，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艰苦奋斗。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士兵就为此编唱歌谣：“毛委员带头吃野菜，艰苦作风传万代。”毛泽东非常节俭，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在饮食上也与干部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在夜晚工作时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但他却只留一根，经常在豆大点的光亮中伏案工作至深夜。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倡导下，中央苏区深入开展节省运动和反贪污浪费斗争。据统计，1933年11月，中央政府各部预算总额12032元，翌年3月尽管增设了粮食部，但预算总额仍减到2831元，仅4个月就节省了9201元，约降低76%。1934年3月13日，《红色中华》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中央政府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劳动部、土地部等部门率先响应，陈云、邓颖超等23名领导干部联合签名致信《红色中华》表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年不领夏天衣服，“把全部日常生活服从革命战争利益”（《中共中央机关外籍工作同志给本报节省运动号召的回答》，《红色中华》1934年3月20日，第164期）。广大干部群众也争相呼应，一场轰轰轰烈烈的节省运动掀起高潮。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严惩腐败行为。

　　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通病，也是难以根治的顽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腐败也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中央苏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贪污、浪费、挪用公款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给苏维埃政府和革命事业带来恶劣影响，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9页）

　　针对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的易发性、隐蔽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毛泽东特别重视预防与惩治相结合，思想教育与法纪处分相结合，并制定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他重视“教养”先行、防微杜渐，通过党校、苏维埃学校及各种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要求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修养和优良作风，树立一心为民、无私奉献、为苏维埃奋斗的思想，这就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党政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抗腐拒变的能力。另一方面，把惩治腐败和犯罪纳入法制轨道，制定并领导执行了相关法律措施。1933年12月，毛泽东和项英联合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明确规定：凡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苏区货币，当时1元可约买42斤大米或10斤猪肉，官兵伙食不含粮食每人每天5分左右）以上者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视具体金额分别判处不同年限监禁或劳改；“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玩忽职责，管理不善，存放不妥，造成损失，轻者重罚，重者法办。”

　　除了颁布法律法规外，还通过依法严惩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的司法实践有效地锤炼了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纯洁了苏维埃政府的队伍。譬如，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1932年5月9日打响了惩腐第一枪——枪毙了犯有谋财害命、强奸妇女、贪污腐化等罪行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陞。此后，无论是侵吞各种款项34项共折合大洋2000余元（浪费未算入）的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判枪决并没收其本人财产），还是贪污公款246.7元、携款潜逃企图投敌的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处主任左祥云（判枪决），等等，都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惩处。据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仅在1934年初的两个多月里，在中央一级的反贪污检举中，“查出贪污公款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棉花二百七十斤、金戒指四个……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二十九人，开除工作的三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一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七人，给严重警告的二人，警告的四人。”（《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3月27日，第1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