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作家不能靠名气混日子
江苏籍著名“作家劳模”、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30多年如一日地保持他的文学奔跑状态,写下了近千万字的作品,出版了46本书,他撰写的反映当下生活的报告文学,在读者群中反响强烈,可谓部部都是重头戏。昨天下午,何建明来南京参会之际,就如今有些作家过着“二手生活”,韩寒作品“被指代笔”、网络小说“妖魔鬼怪”等文化现象,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他提出,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远离喧嚣,用真情实感和生命去创作,写出好作品,才不枉别人叫你一声:作家。
作家“混日子”其实不难
记者:有读者反映,一些成名作家现在很难看到他们写出好作品,他们都干什么去了?是否做了官,生活富裕了就懒得写了?
何建明: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少作家成名后,再也写不出当初那样震撼人心的好作品。有些人只好重复自己,还有些人干脆就靠名气过日子。开始是文学力量催生了他们,当达到一定高度,能不能超越自己,得靠自修。
一个作家绝不能迷失方向,把名利放在第一位。如果是为了混日子,为了想出名,其实不难。作家应该有悲悯情怀,对时代、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即使从政或经商,他同样也可以写出好作品。这就是他的命,或者是他血脉中流淌的文化人的基因使然。作家的擅长是创作,公众可以原谅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幼稚,却不能原谅没有好作品问世。
过“二手生活”哪有激情
记者:如今描写当下生活的作品很难打动人,反而一些戏说和穿越的书却受到热捧,你认为问题出在哪?
何建明:功力不够。一些作家也很想写当下题材,但是他们根本不去深入生活,只是走马观花,绕场一周。有的简单收集点资料,到网络上东拼西凑,当然写得不到位。究其原因,是有些作家们过着一种贵族式生活,过着别人的二手生活,甚至三手生活。对当下变化了的丰富生活,认识肤浅。前阵子职场小说为何很热,是因为一些作者就身在其中。
有人说,现实生活需要沉淀,没错,但这个理由很勉强。现实不好写,干脆去戏说历史,去穿越一把或者道听途说一些故事,发挥想象,进行编造。这跟我们时代对文学的要求格格不入,为什么我们呼唤大作品、大作家出不来,这是根本性的原因。
以文学为本远离“喧嚣”
记者:这些年涌现出了不少新锐作家,你对韩寒作品被质疑“代笔”一事,怎么看?对年轻作家有期待吗?
何建明:写作与创作是有区别的,创作是作者独立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写作可以是两个人合作,甚至团队,好比是工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作品,只能算是“泛文学”。靠的不是作品本身的力量打动人,而是外包装。这样做必然带来很大问题,一个作家一旦偏离了创作角色,硬往明星路数上靠,成功也是暂时的,成不了大作家。作家可以有多重职业,但不能什么都想要。
韩寒的《三重门》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应当算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之后的有些作品,与真正的文学就相去甚远了。当然,年轻一辈中,仍然有不少作家,以文学为本,远离喧嚣,默默耕耘,反而他们成为了一种期待,比如张悦然、唐家三少等。
“披沙拣金”找出好作品
记者:眼下只要书名夺人眼球就叫卖,内容劲爆就追捧,至于思想内涵,精神追求往往被忽略,对此作家有责任吗?
何建明:少有好作品,跟社会风气有关。讲文化大繁荣,出版业绩翻番,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规律,必然丧失文化的意义。文学讲的是品质,而不在多少。一年之中有千余部小说诞生,我们要披沙拣金,把最好的作品找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
尽管这些年来文学作品种类很多,但提供给读者的精品并不多,跟繁荣的经济发展和恢弘的大时代很不匹配。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对不起读者。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作家不愿听,其实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网络小说妖魔鬼怪太多,给这个时代带来什么?人民大众对文化的要求是很高的,作为一名作家,不能玩自己,更不能玩别人。应当以真实情感和生命去创作,写出好作品来,才不枉别人叫你一声:作家。
要放下架子去“打深井”
记者:担任作协领导职务,对你写作是否有影响?你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如何去做,才能称之为好作家?
何建明:作协副主席是一个职务,但同时还有另一个诠释,即你达到了一个高度,但你同时必须承担这个高度的责任和使命。换句话说,你身至这个高度却不能牢牢站住,那么终有一天你会从这个高度滑下去。但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担任作协领导可以让我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去看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能更加成熟地考虑一些问题。
一个好作家,必须要放下架子,我们常说“打深井”,不是蜻蜓点水式的去采采风。当年路遥是用生命去创作,陈忠实写《白鹿原》,用七八年时间泡在那里。江苏的范小青、黄蓓佳、苏童、毕飞宇、叶兆言,他们都关注当下题材,写出了许多好作品。周梅森更是常年深入生活,为作品付出了血汗。
诚实“劳动”会赢得尊重
记者:30多年里你写了46部书,如果把它们叠起来,快到你的胸口那么高了吧?创作道路上,你有过退缩吗?
何建明:我自己也感到吃惊,而我其实还是一个业余作家。从1978年开始创作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到今天一年可以出版两三部书,我每天很难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必须靠春节、国庆长假。去年写《忠诚与背叛》,每天凌晨3点写到7点,然后还要赶去上班。于此,我太羡慕那些可以由自己支配时间的专业作家们,甚至妒忌他们。退缩?没有。活该。谁让我爱上报告文学,谁让我终想当名出色的谁都知道的作家。
创作是一种劳动,一个真正的劳动者会有许多辛苦,许多辛酸,许多你意想不到的痛苦与折磨。我坚信:因为诚实和正直及他的聪明的劳动,会最终赢得包括亲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 本报记者 蔡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