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李大钊刽子手的下场:“骨朽人间骂未消”(2)

　　经过公安人员严密搜寻，雷恒成这个民族败类、人民公敌终于在上海落入法网。1952年10月20日，雷恒成在审讯时供认：“当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头子，是著名的‘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引者注）……李大钊的小号勃朗宁手枪被我留用了”。讯证明确后，华东公安部在处理意见中指出：“查雷犯恒成系大汉奸，又确系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等十余同志（原文如此——引者注）主谋之一”，建议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于同年12月17日经部长许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审阅批准。1953年4月26日，“一声正义的枪声，使这个血债累累的大汉奸、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刽子手，有了应得的下场”。

　　杀害李大钊的另一大刽子手王振南也受到了人民的审判。王系浙江绍兴人，自北洋军阀至蒋介石政府，一直效力于旧司法界。曾任“京师审判厅”刑庭推事（当时对法官的称呼）。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司法部第一任副部长汪祖泽（汪精卫长兄汪兆镛长子，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斥之为“热心利禄，不明正义”。在审判李大钊案中，他秉承奉系军阀“务须从重法办，不可放松”的密令，同何丰林、颜文海一起，主持杀害李大钊等革命烈士。后在蒋介石政权中任“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因杀害李大钊有“功”。极受新主子赏识，据汪祖泽记述：“王即擢任此缺，虽是荐任职（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官职级别，分简任、荐任、特任、兼任、委任5级——引者注），但因该法院设在租界，生活程度较高，除支付荐任最高级月薪四百元，另给特别办公费四百元，虽简任官亦无如此待遇优厚，藉此为处死李大钊之报酬。王振南向任推事何以忽转任检察官，其中显有特别原因，且此缺如此优厚，人多觐觎。数年后，罗文干任南京司法部长，郑天锡任次长，闻有觐觎上海特区此缺，求于郑次长，郑答以王振南为蒋委员长之人，不能任便更动。足见王振南之得此优缺，实因仰承上峰意旨杀害李大钊所致”。证以冯玉祥“第一次国民政府委员开会，提案的人是谭延闿，提案是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增加到每月八百元……结果，西北五省的旱灾是没有人过问，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还是偷偷地按八百元发的，你看可恨不可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记述，王振南月薪竟与国民政府委员同等，其受宠程度可想而知。

　　在蒋介石政权司法界中，王振南秉其“热心利禄，不明正义”之本性，大肆捞取不义之财，“官囊为之充满” （汪祖泽语——引者注）。同时继续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1931年2月7日，王振南又主持杀害了龙华24烈士，被害者中有“二七”大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团中央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兼秘书长林育南（张浩、林彪堂兄）、李大钊创建的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组织者之一、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著名的“左联”文艺家柔石、殷夫（即白莽）、冯铿、李伟森（即李求实）、胡也频。鲁迅曾为之悲愤赋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其中杨国华（即欧阳立安）牺牲时年仅17岁，为屠杀革命人民，王振南“法官”甚至将国民党政权“不满18岁者免于死刑”的法律也丢弃一边。1957年7月15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红旗飘飘》第2辑中，发表了龙华24烈士（文中误为23人——引者注）的难友柴颖堂同志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烈士们殉难的悲壮情景：

　　过了半个月的时间，二十三位烈士死难的经过，才从看守口里打听出来。一个看守说：那天（即1931年2月7日——引者注）晚上，二十三位烈士被押出去后，蒋匪派了一连宪兵将他们押到楼上的法庭上，在昏黄的灯光下，上面一排高椅上匪法官、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清党委员、匪书记（即文书——引者注）坐在上面，旁边两个刽子手拿了执行书，看看照片，对了每一个同志的脸，并要他们盖指印，开始一、两个同志认为这是解到南京去的公文（烈士被押出监狱时敌人谎称解往南京关押——引者注），糊里糊涂的就盖上了。第三个轮到柔石同志，他在盖手印时仔细看了一下，只见那上面写着：“验明正身，立即绑赴刑场枪决”几个字。柔石同志把执行书一推，转过身来，对背后的同志们说：

　　“同志们，这是执行书啊！我们不盖！”

　　杨国华正在他背后，一听，就喊了起来：

　　“不盖！他妈的，我们犯了什么法？”

　　后面的同志也愤怒地呼喊着：

　　“为什么我们二三十人到这里一个月了，连问也不问？”

　　“什么法庭哪，你们是一群猪猡！”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法庭上一阵大乱，同志们有的打破玻璃窗，有的拿起凳子向法庭上丢过去，几个法官急急忙忙吩咐了一下宪兵连长：“立即拖出去执行！”接着，都惊慌的躲到后面去了。二十三双皮鞋、铁镣，用尽全身力量猛力地跺着地板。

　　宪兵上来拖人，二十三位同志尽力的抵抗着，坚决不下楼梯，抗议国民党匪徒们的屠杀。宪兵用雪亮的刺刀逼他们下楼，也丝毫没有效力。那个宪兵连长就下命令，用几个宪兵拖着一个的办法，一个一个把同志们从楼上拖下去，同志们被拖出去时，身上、脚上都被宪兵打得受重伤，站不起来了。刽子手没有办法，就把横躺在地上的同志，一个一个的拖下去，直把他们拖到匪龙华警备司令部旁边的制造局的大烟囱下枪杀了。有的同志在拖出门的时候，还顽强的喊着口号，挣扎着，和敌人搏斗，刽子手心慌意乱地把他们在门口就枪毙了。

　　第二天，匪监狱当局要几个难友到大烟囱旁殉难者的脚上敲铁镣。难友们险些哭倒在殉难同志的尸体上。

　　据他们回来时说：当他们看到被枪杀的同志时，四肢再也没有一点气力，手也举不起来，拿不住铁锤了。只见二十三个同志，除了三个女同志下身还留着一条短裤外，其余的人衣服全都被剥得精光。几十个同志都横七竖八赤条条的躺在那里。柔石同志头与胸部连中十弹，胡也频同志身中三弹，全身血肉模糊，杨国华同志头上的鸭舌帽、脚上的皮鞋、袜子全都不见了。他的身子扑在柔石的胸脯上。女同志身上的衣服、头上的发夹也被敌人拿去了。难友们在敌人的刺刀下，敲去了同志们的铁镣，把二十三个同志抬上卡车。匪宪兵在已牺牲的同志们的尸体上遮上油布，后来，就不知道被他们送到什么地方掩埋去了。（解放后才听说，他们二十三人的尸体已在龙华伪警备司令部外面的荒野上发现，现迁葬于上海大场烈士墓）。

　　自从这二十三位同志被枪毙后，足足有两天没有一个人讲话。整个监狱静得连掉下一枚针的声音也听得见，大家连一口饭也吃不进。在那里坐牢的同志，一提到这事，还有说不出的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