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心理巨变：“白面书生”成大众情人

　　题目：《阅读南宋：对一个时代的理解——分析影响时代风貌的基本要素，解读帝制后期社会的文化遗产》

　　主讲人: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宋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及近代东南区域史研究等。

　　开场白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阅读”南宋王朝(1127-1279)。南宋建都于现今的杭州市，当时叫临安府，国界最北在淮河，主要包括江南、川蜀和岭南地区，它的面积在历代的帝制王朝中是最小的一个，但从当时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它占据了中国的核心地带。

　　“阅读”南宋的意义在哪里？第一，南宋王朝是历代帝制王朝中间比较典型的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有些王朝我们中国人感到很自豪，比如汉、唐，尽管它们的主体经济也是农业，但受北方畜牧业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第二，它是我国帝制后期社会转型的一个定型期，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传统文化开始定型，大约就是从南宋开始的，这也是20世纪以来学术界的一个倾向性看法。近代学者严复有段话影响很大，他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为什么中国人的食谱这么丰富？

　　精耕细作型的农业定型

　　作为社会的基础，传统农业文明趋向精致化，就是所谓精耕细作的精致型的农业在宋代开始定型。

　　南宋思想家叶适说：“民聚而多，莫如浙东、西。”人口众多，最拥挤的地方是哪里呢？两浙路，相当于现在的浙江与江苏南部，两浙是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以北叫浙西，以南叫浙东。“路”是后来省区的前身。叶适是瑞安县(现瑞安市)人，他说“瑞安非大邑”，不是一个大县，但是人口尤其多。“直杉高竹皆丛产，复厢穹瓦皆赘列”，房子很拥挤，“夜行若游其邻”，晚上行走好像在城里一样，“村落若在市廛”。

　　这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人多了，要吃饭怎么办？由于人口增长，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南宋，大量的平原地区都被开垦殆尽了。北宋有本书叫《杨文公谈苑》，记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北方人到浙西湖州去当知州，有人来官衙告状，说昨天晚上我们家有块地被人偷走了，知州“读其状甚骇”，土地怎么可能被偷走呢？结果一问，真有此事！原来“两浙有葑田，盖湖上有茭葑所相缪结，积久，厚至尺余，润沃可殖蔬种稻”。葑田就是在湖面交织的水草上铺些泥土，在上面植蔬种稻。北方不可能有这种土地形式。人们实在没地方种田了怎么办？到水面去动脑筋。这种葑田是浮在水面上的，能分割开来当土地卖，当然也可以半夜里被人偷走。这个例子说明，当时农业生产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耕地不够了，但不管你垦山还是围水田，毕竟有限，到了南宋这种状况更为严重。所以慢慢地这一人和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促使传统的农业越来越走向精耕细作的发展道路。在一块有限面积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力，更多的资源，迫使它生长出更多的产品，这是在南宋基本定型，逐步发展的农业技术的类型。

　　精耕细作对生产技术的要求和选择是，节省劳力的技术我们不太需要，因为我们人多得是，资源成本更少的技术，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很多后来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的技术，比如英国后来推动工业革命的珍妮织布机，其实这个技术我们老早就有了，但是不对中国人的胃口，因为它只节约劳力，不节约原料。我们有的是人啊。长期以来我们更倾向于使用那些相对简单的工具，它能够节省原料，但是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当然同时需要更多的生产技巧。所以我们往往是看重生产技巧的提高，不看重复杂工具的设计。你看洋人的厨房，就像个化学实验室一样，连凉水都有一个量杯，要精确嘛。我们中国人的菜谱，盐少许，文火，什么叫文火？靠经验了。但是西方人会弄出很精密的机器出来。因此在技术选择上，我们与西方慢慢走上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这和宋以后人与资源的关系紧张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第一个特点。

　　精耕细作其实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一块地，假如我投入十个劳动力，它产出是一百斤，我投入二十个劳动力，它产出不会成倍增加到两百斤，这个在经济学上叫边际效益递减，它只产出一百五十斤了。但我们不在乎，因为总产出毕竟是增加了。所以就造成我们的农民非常辛苦。农田劳作为了那么一点滴的产出增加，要投入成倍的劳动力，可收入还是不够，要靠其他非农业的劳动来补充农业的收入，最重要的就是手工业的补充。中国传统的农民一般都是兼农兼工，每个农民都会点小手艺。发展到现在，在我老家浙江，差不多每个县都有一个特色的手艺，东阳木雕，青田石刻，永康小五金，义乌则是小商品，这些地区的特点，其实就是各有特定的小手工业。农民靠以工济农的方法来补充农业的收入，所以农闲时间相对要少。这是资源压迫下我们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你不得不用一切可能去寻找经济收入。

　　由于资源压迫，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食谱是很广的，因为要吃饱肚子嘛，就不挑剔了，最后发展成关于广东人的一个笑话：“除了桌子椅子，四个腿的都吃。”因为农产品有限，我们没资格挑剔。在资源压迫下所形成的人地比例特别高的精致化的农业，在每一个层面对我们后来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司马光和欧阳修为什么争论？

　　经济和文化中心从北方转移到江南

　　中国是一个大国，每个地区不可能是平衡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地区是变化的、移动的。现在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我们民族最早发展的中心地带是河渭流域(黄河和渭河)，现在陕西关中地区，发展了几千年，到唐代后期(公元8-9世纪)就感到困难了，关中地区的资源不够了，慢慢地中心就向黄河下游，向洛阳和开封移动。例如武则天就长期住在洛阳，而不住长安。除了政治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长安粮食供应不足。从五代开始，京城基本上就设在开封了，北宋也是在开封。到了南宋，中心就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核心就是现在的杭州市，太湖流域东南这一块。南宋之前国家的政治中心跟经济中心是合一的，但是从南宋灭亡，元朝开始，两者就分离了，为了联通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南北交通非常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近一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活动总的格局。

　　我们的南北分界自古是淮河跟秦岭一线。伴随从关中到河南，到江南的地域格局转变，在文化上就出现了陇右到江左文化主导区的转移，就是文化中心也随着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比如说科举所选拔出的人才。唐代是科举发展的早期，当时的科第人物北方占绝对优势。隋唐两代的统治者是从西北陇右地区起家的，重用的是关陇集团和北方士人。据统计，唐代一共有357名宰相，产生于北方的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山南道、陇右道的宰相有326名，占91.3%，绝对优势。但到了宋代，重心就转移到了南方。北宋中期嘉祐年间(1056-1063)，吴孝宗的《余干县学记》里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总之，南方的人文发展起来了。当时围绕科举制度的南北录取比例，出现过一个大争论，争论的双方是两大名人，司马光和欧阳修。司马光给宋英宗上了个奏章，他觉得科举考试南方人录取太多了，对国家不利。司马光是山西夏县人，站在北方人的立场来说话，他提出建议，认为应该分路来录取，用现在话说就是按省分配录取名额，他说这样才公平。但欧阳修反对，他是江西庐陵人，代表南方人，他说“王者无外，天下一家”，对于皇帝来说，天下都是一家，都是我的臣民，“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唯材是择”，根据成绩来录取才算公平，才显示皇者天下为一的胸襟。他说“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人性各有利钝”，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考文学南方人强一点，但考经学北方人强一点。这次争论没有结果，制度没有变，仍然是不分地区来录取。

　　有个美国学者叫贾志扬(John Chaffee)，他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做了一个统计。他说北宋可以统计出来的进士是9630人，淮河以南的占了95.2%，比例实在太高了，整个北方诸路才466人，难怪司马光要叫起来。那么到了南宋更不要说了。

　　不管文化还是政治的地理分布，江南地区开始占主导地位，除了内部各种因素之外，其实也受到外界的游牧民族政权的压迫。南宋军事上相对较弱，心理上压力很大，在文化上难免有反弹，就是刻意地回归到汉族文化特征，表示我跟你不一样，尽管实际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还是要受到西北文化的影响。

　　南宋临安府的知府袁说友上奏说，“臣窃见今来都下一切衣冠服制习为虏俗”，崇洋媚外，临安府人穿衣服喜欢模仿金国女真人的服装，“官民士庶浸相效习，恬不知耻。事属甚微，而人心所向，风化所本，岂可不治”，现在堂堂天朝京师都被女真人占据，“怀仇未报”，结果还模仿他们的衣制。这种心态其实就体现出外部压力的两重影响。再举个例子，是女人缠小脚。有个学者认为——我觉得这个解释是可信的——这种习俗反映了当时文化形态，有意凸显汉族文化特征，显示和你游牧民族不一样，你特别的野蛮，我就要显得特别的文弱，强调我的文弱。那么，既效仿金人的奇装异服，又在很多侧面体现出汉风回归，这两个关系怎么协调呢？我觉得，文化心态的层面，更多的是回归汉风，而在物质层面上，可以很自由地接收外来的因素，这种特征也一直延续到后代，最典型的表述就是近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白面书生”为什么成了大众情人？

　　社会心理巨变，从尚武到崇文

　　从南宋开始定型的、代表了当时人们共同心理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典型的案例是什么？我以为非“白面书生”一例莫属。

　　传统戏曲的典型剧情，都是才子佳人。富家小姐同情帮助落魄书生，最后书生高中状元，有情人终成眷属。书生这个代表性的形象哪里来的？南宋开始的。

　　先讲个故事。贾似道，他在南宋理宗时期长期当宰相，理宗死后，他又主持册立了一个新皇帝，就是度宗。理宗刚下葬，贾似道就辞职不干了，但同时他干个坏事，让自己的亲信吕文德，当时驻守鄂州(现武昌)，让他向朝廷警报，说北边有蒙古人来进攻，南宋朝廷吓坏了，“朝中大骇，帝与太后手为诏起之”。皇帝和太后亲自起草诏书，请贾似道出来主持朝政，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贾似道来了以后就摆架子，他要试探一下新皇帝是否看重他。根据当时的制度，他辞官你把他请回来，得升官一级，要给他升任太师，当时文官中间地位最高的头衔。根据惯例，升太师必须先要“建节”，让他当个节度使，这是武官的最高头衔。所以宋度宗就授贾似道为镇东军节度使。结果贾似道很生气，“似道怒曰：‘节度使，粗人之极致尔！’”节度使是大老粗干的事！

　　这就很奇怪啊，因为节度使地位是非常高的。宋高宗杀岳飞的时候，罪名之一就是岳飞当节度使时32岁，他自己夸口说我建节比太祖皇帝还要早，言语僭越。可见如果一个武将能够当节度使，是他这一辈子最高的愿望。结果贾似道根本看不起。这明显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男子形象的标准，观念已经产生了变化。

　　在史书中比较早出现的“白面书生”这个词汇，是在《南史·沈庆之传》中。沈庆之是个很能干的将领，宋文帝刘义隆想北伐，他“固陈不可”。当时“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并在座”，这两位都是文臣。刘义隆就让徐湛之去批驳沈庆之的意见，结果沈庆之说：“为国譬如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刘义隆听了大笑，认为沈庆之讲的对，自己找错人了。

　　可见，南齐时候的人，认为白面书生是干不了大事、没有实际能力的人。这当然说明当时的社会风尚在很大程度上是尚武的，一直延续到了唐代也是这样。唐代的边塞诗特别生动，文人向往到边塞去杀敌立功，这既反映了文化风尚，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制度，因为到边塞军队幕府里面去充当幕僚，是文人出身的一个途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唐诗中这样的诗句随处可见。

　　唐诗描述的尚武的好男儿形象到宋代以后慢慢变了。王铚记载了北宋时候的一个故事。“韩魏公帅定，狄青为总管”。定州(现河北定县)是当时的军事前线，韩琦(韩魏公)任定州知州，同时兼任定州路安抚使，统帅一路军队。他手下领兵的大将是狄青，著名的武将。有一次狄青的老部下焦用带兵路过定州，两人相见很高兴，一起喝酒。结果焦用军中有兵卒跑到韩琦那儿去告状，说焦用克扣贪污军饷，韩琦很生气，把焦用给抓起来，要军法处置。狄青赶紧跑到韩琦那儿去求情，结果“魏公不召”，狄青只能站到官衙门外求情：“青出立于阶下，恳魏公曰：‘焦用有军功，好儿。’”这个人立过军功，是个好男子，意思是请你刀下留人啊。结果韩琦怎么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也。此岂得为好儿耶！”现在东华门外得状元的人才是好男子！像焦用这样的人算什么好男子呢！东华门是皇城的东门，每三年一次科举考试，最后张榜公布录取名单的地方。结果当着狄青的面就把焦用砍头了。狄青“战灼久之”，瑟瑟发抖，旁边侍从提醒韩琦说“总管立久”，韩琦点了个头，狄青才敢离开，他为什么不敢走？“盖惧并诛也”。这是文人记载的夸张，其实韩琦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杀大将。但这个故事说明人们关于什么是好男子的标准在当时已经发生变化了，“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子，这背后当然牵扯到很多制度的演变。

　　宋朝建立以来，赵匡胤为了根绝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开始重用文人。配合重文抑武国策的相应制度就是科举制度的全面发展，尽管在录用官员的绝对人数上，整个宋代科举出身的仍然不占多数，大量仍然是恩荫和其他的杂途出身。所谓恩荫，老子是大官，儿子可以当官，当时是制度化的，但是这样出身的人前途不大，当不了大官，朝廷里占主导的还是科举出身的人，所以当时真正有本事的人，即便他是有恩荫的，也宁可再去考科举。比较典型的就是沈括，他就是先凭恩荫当官，基层县尉，相当于现在县公安局局长，后来再考中科举，地位就上升了，最后当上了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

　　这种制度变化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太深刻了，最典型的就是宋真宗《劝学诗》。北宋前期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考科举，宋真宗劝人去考科举，写了一首非常赤裸裸的利益诱惑的诗，很多句子现在都变成日常用语了：“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读书一切都有了，这当然是利益诱惑，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各个层面。我是觉得古代以科举为目的的读书算不得现代意义的教育，大约可以算干部培训，但是干部培训渗透到角角落落了，搞得我们中国人习惯了觉得只要读书就高尚，就是好事情。

　　有个例子非常典型，南宋人叶梦得记载饶州(现在江西上饶)的一个故事。在元丰末年(1185)的时候，有个小孩子朱天锡“以神童得官”。科举的意思，是分科举人，考试有很多科目，最主要的、地位最高的是进士科，其中还有一个科叫神童科，大概十二岁吧就可以报考，朱天锡考中那年虚岁十四，当官了，那可不得了，比现在二十九岁的县长要年轻多了。但宋朝是制度化的，有本事你也可以去考，我们现在为什么老百姓有意见，背后的东西不透明。朱天锡当官以后“俚俗争慕之”，大家都仿效，“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就拼命逼他读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而且办法很绝，小孩子贪玩，不肯读书，就拿个大篮子，一本书，一点点心，把他挂到树上，没地方逃了，只能读书。你去看现在各地所谓的兴趣班，其实与“兴趣”一点没关系。中国的孩子全世界最辛苦，从那时候就开始了。“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教书的人漫天要价，“昼夜苦之”，没日没夜逼孩子读书。“中间此科久废”，后来到了徽宗政和年间，又恢复了，结果又有偶中者，又在饶州，不得了了，大家都觉得饶州出神童啊。叶梦得说：“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小孩子被逼死，生病死掉的比考中的多得多。

　　这当然是很极端的例子，但我们可以体会到人们对考试做官这么一个渠道的追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就是全民参加科举。正由于这么一个社会背景，才造成了人们把标准男子形象塑造成了白面书生，宋人刘挚的诗句，“白面书生才缥缈，世高台阁与省府”。白面书生就成了高官的形象了，最后传统戏曲中的所谓成功人士都是白面书生，状元变成全体女性的大众情人，这种文化转向对后世有相当复杂的影响。

　　读史的目的从来都是为了理解现实和批判现实。其中，科举文化的影响看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批判，目前对科举制度的解释不免有溢美失实之处。此外，由“国学”热所引起的对传统心性之学的尊崇，也宜作冷静的反思。总之，全面、客观的“阅读”，是传承历史的前提。

　　-供图/小艾

　　-扩展阅读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州县提纲》/(南宋)佚名/收入四库全书，有影印本，或网络下载

　　《袁氏世范》/(宋)袁采/天津古籍出版社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法)谢和耐著，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美)韩森著，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朱瑞熙、刘复生、张邦炜、蔡崇榜、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

　　《梦粱录》/(南宋)吴自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