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学家是如何炼成？需具备多方难得的素质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民族，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特殊地位。梁启超曾经感叹：“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

　　中国古代史学是人类古代史学史上最鲜艳夺目的奇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个国家，用如此丰富的文献，如此长期不断地记载自己的历史。中国古代仅正史就有二十四部之多，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代末年四千多年的历史。

　　古今中外，真正的史学大师犹如凤毛麟角。汉朝的司马迁和唐朝的刘知幾是世界古代史学史上无可争议的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学成就明显超过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他的《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如果说司马迁在历史编撰方面为中国后世史家树立了楷模的话，刘知幾则在系统的史学理论方面有开山之功。他的《史通》是世界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大师，估计两千多年才出一个；而像刘知幾这样的史学大师，估计一千多年才出一个。

　　要成为史学大师，必须同时具备多方面难能可贵的素质。刘知幾长期担任史官，深知治史之难，良史难求。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幾：“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幾回答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和史识的来历。“史才”是指历史叙述的才能，它与文学叙述的才能既相通，又有区别；“史学”是指广泛搜集和深入挖掘史料的能力；“史识”是指对史料的鉴别和选择能力以及对历史的洞察力。此外，刘知幾还强调史家的个人品德和职业操守。他说：“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对于有志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的人来说，仅仅知道良史应该具备哪些素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史学大师的超凡能力是如何获得的。一个人要想集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于一身，自然需要先天的禀赋，也需要有利于史家成长的客观条件，尤其需要长期不懈的主观努力。

　　时势造英雄。真正史学大师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司马迁和刘知幾是汉唐盛世的产物。秦统一中国后，客观上产生了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编撰中国通史的要求。但秦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二世而亡，不大可能也来不及做这件事。汉朝的文化政策相对宽松，到汉武帝时，中国不但国家统一，而且社会安定。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谈立志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可惜至死未能如愿。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历史巨作。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政治上长期分裂的局面，列国竞相修史，民间修史之风极盛。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所编写的有据可查的纪传体和编年体的断代史至少在百部以上。时代呼唤系统的史学理论以总结历来治史的成败得失，指导后世史学的发展。盛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为史家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刘知幾的《史通》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杰出史家大多出身于书香门第，有的出身于名门望族甚至史官世家。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样的背景使他们更容易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史学教育和精英文化的熏陶，在著史的时候更有条件接触和利用官方的典籍和档案。司马迁出身于典型的史官世家。他的先世是周朝史官，父亲司马谈和他本人都长期官居太史令。刘知幾出身士族名门，也做过史官。

　　一个人要想成为史学大师，必须对史学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在史学方面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使命感，对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有强烈的信念。正是这些异乎寻常的品格所产生的强大内在动力，驱使中国古代史学大师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百折不挠地打造不朽的史学巨著。爱因斯坦说：“大多数人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历史学家。

　　司马迁撰写《史记》，历史时间跨越三千载，地理空间涵盖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内容包罗万象，其史学志向之高远，可以说前无古人。刘知幾以司马迁自比，著《史通》“以史为主”，“总括万殊，包吞万千”。司马迁和刘知幾都将史学作为个人终生经营的“名山事业”， 而不是急功近利之事，或适合于集体运作的“项目”。刘知幾更是明确指出“史馆监修”远不如个人修史。真正的史学名著大多是个人长期呕心沥血之作。《史记》几乎耗费了司马迁毕生的精力；杜佑写《通典》、谈迁写《国榷》长达三十多年；班固写《汉书》、马端临写《文献通考》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史才、史学和史识均源于人类的经验。要获取这种经验，无非通过两种途径：间接途径主要靠读书；直接途径要靠亲身参加社会实践，即古人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古代杰出史家大多自幼博览群书。司马迁“十岁颂古文”，学习《左传》和《国语》，到20岁时基本读完先秦典籍。刘知幾12岁读《左传》，13岁读《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司马迁年轻时就好远游，后来又奉命出使西南夷，随汉武帝出巡，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史记》之所以能写得如此出神入化，除了作者读书破万卷之外，与司马迁阅历丰富、洞悉人性有很大的关系。

　　司马迁和刘知幾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崇尚理性，不迷信权威，对历史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敢于质疑和批判当时流行的理论和教条。没有这种品格和境界的史家，不可能具备高尚的史德，不可能作出重大的史学创新，也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史学大师。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简直就是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唱反调。刘知幾的史学思想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史通》中不乏惊世骇俗之论，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和批判意识。

　　真正的史学大师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这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所谓的“通”和“会通”。这种观念与现在的长时段思维和跨学科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通”和“会通”的观念从司马迁、刘知幾、杜佑、郑樵到马端临一脉相承。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被称为“三通”，此外还有“续三通”和“清三通”。“通”和“会通”对世界史学家来说尤为重要。

　　总之，从人才学的角度，探寻中国古代史学大师之所以出类拔萃的秘密，对于弘扬中华传统史学文化、重铸中华史魂、构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相称的中国史和世界史，无疑是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