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到新作《天子脚下》，雪珥撰写的系列近代史书籍，为晚清改革始末打开切口，暴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
本报记者 卞文超
1月1日晚，雪珥从重庆飞抵北京。定居澳大利亚后，他频繁穿梭于国内国外，习惯于轻装简行。
雪珥发来的名片有两面。一面是“雪珥，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另一面印着“蒋文胜，商人、律师、记者、朋友、澳大利亚太平绅士”等社会职务。随着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名声渐起，雪珥更多地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读史而知兴替，其作品借古喻今的意味最为人称道。
1月份，他又有新作《天子脚下》面世。2日中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某酒店，雪珥穿着休闲装运动裤出现在大堂，言谈衣着都极随意，并不像想象中的海外“绅士”那样讲究。
行万里路
从体制内出走
从名字到身份，雪珥都难以让人一眼看透。虽然已有数本著作，读者对他本人却知之甚少，甚至不知他是男是女。
在和记者交流的三个多小时中，他十分健谈，表现出坦率的一面。雪珥原名蒋文胜，浙江人，干过公务员、记者、律师，后来下海经商，做房地产开发。1999年，他凭借50万字的财经专栏，技术移民澳大利亚。
有跨度、有纵深的生活经历，为他读史写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记者：采访之前看你的履历，感觉像一个谜。现在从事的主业是什么？
雪珥：目前国内国外两边跑，主业还是做生意、做贸易，读史写史是我的业余爱好。
记者：职业生涯发生了多次转变，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雪珥：我自认为是对社会现实接触比较早的人。17岁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校就给校领导做助手，开始了解社会生活复杂的一面。1991年毕业后在浙江团省委工作，几年下来平均每年写25万字的文件，无形中锻炼了对改革风向的嗅觉。后来在报社挂职做管理工作，同时在多家媒体撰写财经专栏。
我感觉，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在机关跟着工作组到基层蹲点，让我受益很深。浙江大大小小许多县我都去过。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因此我不迷信文件，也不迷信教科书上的历史。
1999年6月30日，我踏上了澳洲的土地。到悉尼之后，在一家大型金融公司从事金融管理。2003年，回国下海，在上海做房地产项目开发。真正做生意我才知道，之前写的财经专栏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地产项目的开发运作十分微妙和复杂，一个项目上有两百多个官司不足为奇。“非典”时期，我跑北京21次，和最高院的警卫都混熟了。我常说，房地产开发是“纸醉金迷密集型行业”，每天眼中都是大资本的运作，要去考虑各种关系的“勾兑”，也很容易让人迷失。
记者：忙于应酬哪有时间读史？
雪珥：看看我写了多少东西就知道，精力都放在那儿了。应酬除非迫不得已，因为不喜欢。尤其是到了澳大利亚之后，晚上商店很早就关门，街上黑灯瞎火的，几乎没有社交活动。每天晚上8点到12点，凭空多出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可以真正静下心来写点东西。
记者：你解读历史的角度既不同于官方，也不同于学院派，这和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吧？
雪珥：正是因为我在一线干过，在潮头玩过，所以我不相信象牙塔里无菌环境下作的实验。我更倾向于把历史还原至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土壤中，思考实际问题如何解决。
细节比对
历史另外的可能性
从《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到新作《天子脚下》，雪珥“在显微镜下看中国近代史”，为晚清改革始末打开切口，暴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举个例子，他对保路运动的叙述让读者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1910年，持续三年火爆的上海股市崩盘，川路公司股本形成巨额亏空，铁路建设没有进展。中央政府想将铁路收归国有，并拒绝为炒股损失的300万两白银埋单。川路公司借此煽动小股东情绪，号召罢工、罢市、罢课，借群众事件向政府施压。于是，有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在雪珥笔下，这是一场既得利益集团挑拨官民关系的案例。利字当头，运动往往与正义、非正义无关。
记者：所谓的在显微镜下看中国近代史，你是怎么去做的？有关保路运动的历史细节，是如何获得的？
雪珥：因为在国外生活的缘故，我能接触到不少西方的历史记录，研究资料来源不局限于国内，也不局限于当事的某一方，片面的材料只会导致不客观的结论。在历史研究中，我会使用律师思辨的方法，把各方提供的细节摆出来，由此推出结论，不言自明。
台湾出版的200万字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我精读了两遍，真实往往藏在被忽略的细节中。就算“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通过细节上的仔细比对，也能看出这个小姑娘当年的眉毛、眼睛大体是什么轮廓。
因为当过记者，写东西会考虑怎样的叙事更吸引读者。但事实上，我的文章细节句句有出处，连天气、景色的描述都有资料来源。
记者：对于历史的解读，大众的接受能力已经不再局限于教科书结论，也不再满足于主流提供的观点。你挑战了哪些主流的观点？
雪珥：在历史研究上，我不是很同意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阵营这种二元论的划分，而是倾向于三元论——把人群分成官、民和既得利益集团三个阵营。官和既得利益集团有一部分重合，但不完全等同。官想要天下太平、国富民安，这和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既得利益集团却有可能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保路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记者：历史上“正”和“邪”的分野，随时可能发生颠倒。对恭亲王、慈禧、康梁等历史人物，你都表现出自己的判断。你的历史观是怎样的？
雪珥：官方主导修史，多半只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有话语权的一方，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天使”，把对立的一方打扮成“魔鬼”。事实上，既没有“天使”也没有“魔鬼”，历史事件中的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凡人。
我的历史观可以用三点来概括，说来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性”为中心。我认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应该从人性切入，而不是从任何意识形态切入。很多历史事件中，其中人物的种种行为，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信奉什么主义，也不是因为他属于什么党派，而是因为他个人所处的位置、利害关系。其中起最根本作用的，是“人性”。“两个基本点”就是“利益”和“权衡”。利益是每一个人的处境，也就是你的“位置”所决定的你的利益需求。不同的位置，利益是不同。比如，做一名记者的利益是多写稿，写好稿，多拿稿费。但是同样一个人到了宣传部，他关心的重点就是新闻媒体别给我惹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与此同时，不同的人在同一个位子，会表现出不同的原则和底线，作出不同的选择。当事人会去“权衡”，有的人会说这种事我万万不做，但有的人就无所谓。这是“立场决定观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建“总理衙门”，不仅处理外交，而且承担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相关职责内容。这像是一个今天的跨部门委员会，总理衙门大臣不是专职的，而是由各部大臣中挑选了兼任。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恭亲王就很巧妙地让反对者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给他们压担子，成功地将所谓的顽固派、保守派，转换为改革的同行者。毛昶熙和沈桂芬就是这样被他感染而同化的。
记者：所以归根结底，你赞同“实用主义”是历史人物抉择的出发点，这也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雪珥：没错。我在政界工作了10年，在商海游泳了10年，以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并没有人脱离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不怀疑有人是“纯理想主义”，但这种人太稀有了，很难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