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张艺谋导演的大片《金陵十三钗》在全国热映，再度将人们带入了那段惨痛的不堪回首的历史。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一些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不顾生命危险，充分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救助中国难民与士兵。当年真实版“金陵十三钗”的故事也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之一。《文史参考》等报道重现了当年24名外国人坚守南京城救了25万国人的历史事实，其中15名是传教士。除了大家熟知的德国人拉贝外，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他参与救援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少时曾与后来四次担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友善。马吉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到达中国后，他在美国圣公会的南京道胜堂做传教士。
1916年，马吉与沈子高等筹办“益智小学”。1921年，他又创建道胜小学。到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前，马吉一直在南京道胜堂传教。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期间，马吉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设立难民伤兵医院，与二十多位坚持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参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
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前的1937年11月22日，随着战事临近，部分在南京的西方人正式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人拉贝当选为主席，马吉为委员，着手准备难民救济工作。从日机轰炸南京开始，马吉就忙着救助被炸伤的南京市民和上海方向逃过来的受伤难民，开车将他们送往医院救治。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以马吉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随即成立，全力救助难民与士兵。鉴于日军占领南京后，大量士兵无人照料，马吉领导的国际红十字会承担起了照料伤兵的人道使命。红十字会接收在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伤兵医院，成立红十字会难民医院，收容千余名重伤伤兵。红十字会对伤员的帮助也遭到日军的无理阻挠，马吉随时跟着救护车，因为一旦没有外国人在场，汽车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抢走。
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到处抢劫杀人，尤其强奸城内妇女的兽行更是天天发生。因马吉住的道胜堂为美国财产，日军不敢肆意胡为，因此成了中国妇女的避难所，住满了来寻求庇护和他从日军魔爪下拯救出来的中国妇女。当时，道胜堂“楼上楼下的房屋里都住满了人，连卫生间里都住进了一对母女，其中包括几个尼姑。”
马吉在南京大屠杀的两个多月间，曾经给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提出了400多件抗议和报告，强烈要求停止暴行，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他留存了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马吉在南京期间，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暴行，善良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当时，他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使用曾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毫米家用摄像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在他拍摄的这些镜头中，日军的坦克和大炮正疯狂地炮击南京城，机关枪正对着成群的市民进行扫射，城内也到处是残垣断壁，以及受日军奸淫的中国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惨不忍睹，街道上、水塘中到处是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1937年12月21日，马吉在南京鼓楼医院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残害的市民，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控诉南京大屠杀“活的证据”。他拍摄的一名正在被救治的病人，是当年怀有6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因反抗日本兵强暴，她身中37刀。幸存下来的李秀英曾在战后多次赴日本参加和平集会，控诉日军暴行。
马吉除了拍摄日军的暴行外，同时也记录了德国人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尔救援难民的事迹。1938年2月16日，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马吉偕同刚认识不久的丹麦人辛德贝尔，驱车到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一带。在江南水泥厂，马吉在这里见到了京特和辛德贝尔难民营中的一万多中国难民。马吉还前往距水泥厂仅5里的栖霞古寺。在往返途中，他见到一幅幅凄惨的画面，并将这些令人悲痛的场面拍摄下来：沿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在10英里和12英里距离之间80%的农民房屋被烧；逃到乡间的城市老妇被打死；反绑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处决后扔进水塘；四川籍士兵的尸体横陈路上……他将这一切都摄入了镜头。
马吉在南京期间，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是全世界最早、最多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图影血证，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世界各地出版发行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影带或举办的展览等，所用图片几乎都采用过约翰·马吉的史料。
审判日本战犯时，他勇敢地走向证人席
1938年初，马吉将自己拍摄的胶片，委托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副总干事、美国人乔治·费奇秘密携往上海。在上海，费奇与英国记者田伯烈一起到上海柯达公司，对这些资料片进行了紧张的编辑制作，并加上英文说明。柯达公司后来制成4部样片，其中l部送到了英国，1部送到了德国，另外2部都带回美国。这部纪录片面世后，立即引起轰动，侵华日军的暴行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
1938年4月，参与南京大屠杀救助的德国人拉贝在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马吉还把纪录片中部分画面翻拍成照片，将其中10张照片公开发表在美国《生活》周刊上，将日军的暴行公之于众。
1946年，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马吉勇敢地走向证人席，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种种日军暴行，使得日本战犯受到应有的惩罚。1947年初，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谷寿夫等南京大屠杀战犯时，又当庭播放了马吉的纪录片作为屠城铁证。
马吉在1941年日美开战后，回到美国，继续担任牧师传教，还曾于1945年主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葬礼。1953年，马吉在美国匹兹堡去世。马吉临死前曾留下这样的遗嘱：“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毫米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该馆的又一件珍贵历史文物。马吉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同年10月，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马吉故居现位于南京市第十二中校内的道胜堂旧址，1992年被列入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仍有许多市民前来参观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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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铭记这些闪亮的名字
1937年12月的南京，笼罩在日本侵略军的恐怖屠杀之中。但是，有一些国际友人，出于人类崇高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以及人道主义精神，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众多难民的生命。时值南京大屠杀74周年，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些伟大的国际友人！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来中国，先后在中国北京、天津和南京等地经商。1931年至1938年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与十几位外籍人士共同筹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被推选为主席，曾保护了20多万中国南京难民的生命，被称为“南京的辛德勒”。
魏特琳·华群，1886年9月27日生于依利诺州司考尔。她在依利诺大学攻读教育学专业，1912年以优秀成绩毕业。基督会任命她为传教士并派她前往中国，最初几年在安徽庐州一所中学任校长，1916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教育系，由她出任主任。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华群受命照管校产，并开放校园作为妇女和孩子们的难民营，在高峰时曾收容近1万人，使许多妇女免遭日军强暴。国民政府为表彰她保护难民的业绩，于1938年7月30日授予其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一枚。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国际安全区总部成员：Zial(俄罗斯)，哈兹(奥地利)，拉贝(德国，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美国)，帕德斯瓦罗夫(白俄罗斯)。
贝德士，金陵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战时在南京任“应变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与“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
乔治·费奇，战时在南京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曾在广州与美国各地介绍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并放映有关纪录片。战后曾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埃蒙斯·福斯特，美国圣公会南京圣保罗福音教堂牧师，战时在南京参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会”的工作，并于1938年7月出任“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秘书。
米尔士，美国牧师，1937年11月22日出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18日被选为新成立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2月23日拉贝离开南京后，他继任“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
麦考伦，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作为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的管理人员留在南京。
史迈斯，当南京即将陷落时，他拒绝撤离并致力于建立安全区保护难民。1938年春，根据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布置，史迈斯率领大约20个学生，对南京及其邻县战争损害进行调查，出版了《南京地区战争灾祸，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一书。
里格斯，美国人，金陵大学农艺学系教授；战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在金陵大学难民所救护难民。
爱德华·史波林，德国人，上海保险公司德籍代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嵇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