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友人鼎力
资助孙中山
——访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启彦
深圳特区报驻香港记者
刘秋伟
在孙中山整个革命岁月中，他曾十余次出入日本，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日本活动，与日关系明显比与欧美关系要密切。而据学者估计，他曾结交340多名日本人士，这些日本人的身份，从无业的大陆浪人到商界、军界、学界以及政客，分布各行各业，对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同情之余，更有部分在精神上和行动上给予大力支持。其中的南方熊楠、宫崎滔天与梅屋庄吉，可称得上是孙中山的患难之交，是他的思想和事业的同道人和忠实支持者。
记者近日就此采访在这方面深有研究的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启彦，请他讲述这三名日本友人对孙中山革命事业不同方面的贡献和影响。
竭尽所能支持孙中山
记者：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梅屋庄吉是他的生死之交，梅屋不仅与孙中山结拜为义兄弟，还倾尽全力支持中国革命。据东京学艺大学教授中村义说，仅资金援助就远远超过10亿日元。可以说，梅屋是用一辈子的时间和他的家产，来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请问，梅屋是怎么支持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的？
林启彦：梅屋庄吉是日本长崎人，家境富裕，比孙中山小两岁，于1894年到香港。
1895年1月，孙中山经他的老师、英国医学博士康德黎介绍，来到香港中环大马路28号梅屋照相馆，找相馆主人梅屋庄吉。其实，他俩在两天之前的一次宴会上已见过面，梅屋庄吉也大概知道孙中山目前情况。
这次见面，他们俩谈天下事，谈东洋之兴隆以及人类之平等，英雄所见略同。孙中山还详细介绍了兴中会的广州起义计划，讲述到准备工作的困难时，向梅屋提出给予援助。梅屋即时爽快承诺尽一切努力给予金钱上的资助，并派人前往澳门、新加坡及厦门等地购置军械，用作起义军的装备。梅屋为了把600支枪顺利运到广东，亲自出面疏通办理通关手续。可惜因消息泄露，起义被迫中止。孙中山从广州逃出，来到香港。
在港期间，孙中山多次与梅屋商讨今后对策。梅屋获知清廷要求港府协助缉捕在逃革命党人，悬赏1000银元缉拿孙中山、100银元缉拿杨衢云、陈少白等人。港府为免得罪清廷而又不愿交人，便对孙中山等人发出驱逐令，五年内不可居留香港。梅屋因此与康德黎劝孙中山暂避海外，并安排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等人于11月12日乖轮船先赴日本。
孙中山因在日无法取得华侨支持信任，便决定赴檀香山投靠兄长孙眉，但因旅费缺乏未能成行。梅屋得知，迅速汇去1300银元，使孙中山成功上路。接着，梅屋又汇1000银元到檀香山给孙中山应付生活所需。
梅屋还在香港多次接济孙中山日后的日本挚友宫崎滔天，两人从此建立友谊，共同为孙中山革命事业而贡献。
1898年间，孙中山还积极参与和协助菲律宾革命领袖阿奎纳多和彭西等人领导对抗西班牙和美国两个殖民主义国家，寻求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梅屋也积极投入支持菲律宾独立运动工作中，并于1898年7、8月间，亲赴菲参与独立军的战争。1899年，梅屋还出资资助流亡日本的彭西。
1900年7、8月间，孙中山南下香港，从事推动两个独立运动活动，并筹划惠州起义，梅屋则在香港负责协助筹款与购买武器弹药，秘密运往起义地点。后来，由于军火与援兵不继，惠州起义失败。
这次起义，梅屋的参与甚深，失败对他的打击很大。他决定今后更要大力发展事业，积聚更多的资财，来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强大后盾。
后来，梅屋还在日本兴建了一个简易的飞机场，为孙中山的起义培养飞行员，这也是中国最早航空学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梅屋不顾自己债台高筑，变卖家产筹得28万款项，用于武昌起义军和其他革命活动；梅屋还派出摄影师到武昌拍摄辛亥革命的胶片和照片，为研究辛亥革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共同理想走上革命路
记者：孙中山与南方熊楠相处的时间并不长，甚至在对待东西民族矛盾的问题上，最初还存在分歧，但很快就成为知己，孙中山还盛赞南方熊楠是日本的一位“奇人”，而这位“奇人”也为孙中山介绍了一批日本友人，对孙中山日后的革命事业争取日本人士支持贡献不小。他们两人的这段革命友情是怎么形成的？
林启彦：南方熊楠是日本和歌山人，是日本近代颇负盛名的生物学家、民俗学家和考古学家。据南方熊楠的《伦敦日记》上记载，1897年3月16日，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洋典籍部主任道格拉斯的办公室初会孙中山。
南方与孙中山从相识、交往到辞别、分手，不过三个半月时间(1897年3月16日至1897年6月30日)。在这段日子里，他们两人的友谊发展很快，两人多次到对方住所，倾谈至深夜才归，两人几乎每隔一两天便见面。他们年龄只差一岁，都是博学多才的人，语言与年龄没有隔膜。两人谈得投机，结为知交，是建立在某些共同的理想价值观的追求之上，不带任何利害的谋算，彼此均视对方为可靠的良朋知己。
据武内善信回忆，孙中山与南方熊楠都拥有共同的民族主义与兴亚洲主义的重要思想与主张，包括：南方熊楠与孙中山同为民族主义者，但都能摆脱国家主义的束缚，在超越国家立场上努力恢复东方民族权力的看法上意气相投；民族主义屡屡会容易陷入自我民族至上主义的缺点，往往有演变成民族自我中心的倾向，但南方熊楠却没有陷入这陷阱，他既主张日本的优点，也始终以东方特色的一环来思考，虽然强调东方的特长，却不是要否定西方文明优秀的一面；孙中山支援菲律宾与朝鲜等的独立运动，对其他被压迫民族怀有强烈的连带感，同时他被认为具有“吸取西方思想的长处，以此可与中国相协调，并且这不仅在追赶西方，而是站在超越西方，往上展望的地平线”的思想。换言之，两人不单只是考虑本民族的事情，还进一步将亚洲置于世界全体的视野，以扬弃西方文明为目标。
孙中山在伦敦的9个月，对他个人来说，虽然经历了清使馆囚禁的黑暗日子，险丧性命，但整体来看，他所得更多。孙中山由此增强了革命的信心，视英国政治社会的文明为中国所应追求的目标。孙中山更得以结交南方熊楠这位知音，这不但让他丰富了对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更有机会让他结识怀有同他相近的亚洲意识的一些日本人，以襄助其革命活动，包括南方熊楠以及他给孙中山介绍的一些日本友人。
在《南方熊楠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利用各种机会主动热心地为孙中山介绍日本关心亚洲问题的人士。如陪孙中山登上正在英国港口的日本军舰富士号参观，并与水雷长津田及副长斋藤等交谈；又利用其同乡纪州侯世子德川赖伦和后来任文部大臣的镰田荣吉等人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机会，介绍孙中山与他们认识和交谈；他还请镰田荣吉为孙中山写了给大陆浪人首领冈本柳之助的介绍信；又请曾任和歌山县议会会长的田岛担为孙中山介绍热心亚洲问题的新闻记者菊池谦让及与犬养毅关系密切、后来当过大隈内阁文部大臣的尾崎行雄等人；他自己还亲自给后来任众议院议员的朋友佐藤寅次郎写了介绍孙中山的信。
侠肠义胆奔走效力
记者：辛亥革命成功前的1897年8月16日，孙中山乘邮轮从温哥华到日本横滨，在日本结识的第一位友人就是宫崎滔天。从此，他们成为至交，宫崎滔天以后开始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帮助。后来，中国的革命运动遭受挫折，滔天心灰意冷，但他始终不忘革命事业，一直为同盟会的成立奔走效力。宫崎滔天是如何在日本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工作的？
林启彦：宫崎滔天是日本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人，出生于破落的武士家庭。
1897年8月16日，孙中山从伦敦蒙难获释后，乘船从温哥华抵达日本横滨，寄居在陈少白寓所。宫崎滔天在孙中山来日以前，早已对他有初步认识。他先从二哥弥藏处获悉孙中山、陈少白等中国革命党人的名字和事迹；1897年5月间，又得日本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的介绍，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的同志陈少白，获悉孙中山的行踪和近况，并从陈少白处看到孙中山所著的《伦敦蒙难记》(英文版)一书，因而对孙中山革命理想与勇敢的事迹，心怀仰慕。
1897年7月，宫崎滔天的大哥民藏又从美国寄来介绍孙中山的英文剪报，鼓励他与孙中山合作。8、9月间，宫崎滔天与平山周因奉日本外务省之命到华南调查秘密结社和会党的情况，其间，在香港见了区凤墀(华人传教士，兴中会员)，获知孙中山已去日本。宫崎滔天便马上赶返日本，希望能早日见到孙中山，同他交流兴亚大计。
9月上旬的一天，宫崎滔天到陈少白寓所，与孙中山首次相会。当时，孙中山同宫崎谈了他的革命宗旨是要谋求中国和亚洲各国的独立与自由，人民的平等与自治，要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民主的亚洲理想而奋斗。宫崎滔天听了以后，大为感动，击节赞赏，并立志从此以后追随孙中山，为实现中国共和民主革命与亚洲各国民族自由平等的解放事业，并肩奋斗，至死不渝。
当时，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自1895年以来，没什么大进展，人数极少，力量极其薄弱，不仅无法在国内展开宣传活动，即使对华侨社会影响也不大。使他的处境相当困难，近乎无助。
就在此时，孙中山得到了宫崎滔天的热诚支持及奔走帮助，通过他认识了犬养毅、头山满、平山周、平冈浩太郎等一批朝野人士，并由犬养毅出面力劝大隈重信(时任外相)以政治犯身份让孙中山居留日本，并加以监视保护，又由犬养毅安排平冈浩太郎出资雇佣孙中山为平山周的语言老师一年，以解决其留日生活费用，孙中山因此才可勉强得一栖身之所。尽管日本政客与某些企业家对孙中山的援助，怀有不轨的动机，而宫崎滔天也被他们利用，但客观上，这种援助确实是对孙中山往后的革命活动筹划有利，特别是宫崎滔天，他在这二三年间，成为孙中山多方推动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得力助手。
孙中山抵日不久，即1898年初，宫崎便把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翻译成日文本，取名《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并于5月至7月间在《九州日报》连载。这个日译本把孙中山称赞为“中国罕见的具有才识胆略的人物”，大大纠正了日本社会以及旅日华侨对孙中山一直存在的“乱党头目”形象，使他们了解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和人格风范，提高孙中山在一般民众心中的认受程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得到宫崎滔天和平山周的帮助，先后亡命日本。宫崎滔天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和授意，在孙中山与康梁间奔走、游说、沟通，竭尽心力，不辞艰险，希望能促成双方的合作，实在是孙中山难作他选的忠实盟友。
宫崎滔天更大的贡献，在于他能周旋于日本朝野各种人物之间，为孙中山创造最佳的条件，借以取得日方的财力、人力与物力(主要是军火)的支援。有记录可寻的，包括犬养毅、头山满、平山周、平冈浩太郎、神鞭知常、渡边元、中野德次郎、岛田经一、儿岛哲太郎、福本诚、原祯、清藤幸七郎、萱野长知、山田良政、末永节、内田良平、中村弥六等。这些只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赞助者和参与者而已。
1899年11月，宫崎滔天为协助孙中山掌握中国国内会党的组织实况和拉拢他们与兴中会合作反清，亲自到华南作详细的实地考察和谈判，为日后惠州起义的革命群众力量的结合与强化做好准备工作。虽然这项调查也是日本政府对宫崎滔天的一项授命，但宫崎滔天却借此为孙中山完成了统合湖南哥老会、广东三合会和海外兴中会的重大任务，并使孙中山成为新组织联盟——兴汉会的首领。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地位从此确立。
惠州起义前夕，宫崎滔天积极协助孙中山从事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日本同志参与起义军的组织名单、募集军费、采购军火。后来，因中村弥的欺诈，导致惠州起义时军火不继而招致失败，宫崎滔天饱受误会与冤枉，仍然一力承担追讨之责，以补偿孙中山和革命组织财政上的损失。
1900年6、7月间，孙中山因与香港总督卜力、议政局议员何启发起与李鸿章商议两广独立之事，必须到广州和李鸿章会面，但考虑到亲身赴会有被李鸿章诱捕的危险，因此宫崎滔天自愿代孙中山担当谈判代表，与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一起赴广州与李鸿章的代表刘学询商谈。宫崎滔天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忠勇之士。
惠州起义最终失败，宫崎滔天所受精神打击极大，而家庭的经济情况也陷于困境，此时，宫崎滔天为了继续协助革命活动，筹措军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社会的歧视，宁可投身于浪花节界为生，并以写作为副业，都不愿卖身投靠于不利于中国的集团谋生。就在当浪花节师的同时，宫崎滔天为了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扩大影响，从1902年1月至6月，他在《二六新报》上连续发表了《三十三年之梦》的自传纪事，一举把孙中山其人其事，作出如实报道，使孙中山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目中，由广东海湾的一个“海贼”摇身一变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
学者介绍
林启彦，原籍广东番禺，1947年生。日本广岛大学东洋史系博士课程修业完结，香港大学历史系哲学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日关系及学术文化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较重要的著、编、译作品有：《三十三年之梦》、《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步向民主》、《史学方法》、《王韬与近代世界》、《严复思想新论》、《鸦片战争的再认识》、《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教研论学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