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9月28日，孙中山在上海徐园招待华侨义勇团时合影。
“我的心灵是为中国和它的领袖——孙逸仙跳动的”，香笺漂洋过海，飞抵南京临时政府。写信者不是热血沸腾的革命军，而是远在德国的中国女性伊丽莎白·西维尔，她的另一个名字是何亚梅，为了孙中山，为了中国更好的未来，她甚至下决心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中山先生身边。
在我们所掌握的海外华人致孙中山的上千封电函中，几乎每一封的每一个字，都被深深的爱国情怀浸润。他们或是组建队伍参军参战，或是响应募捐倾尽家资，或是毛遂自荐建言献策。无论是柔情似水的女儿书，还是壮志凌云的男儿歌，读之无不令人动容。
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发出“华侨是革命之母”的感慨。的确，在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率先积极参与创建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策划革命活动、慷慨捐资助饷、回国参加起义流血牺牲，是革命组织的中坚力量。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袁丁表示，辛亥革命唤醒了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在这一时期，海外华侨华人掀起了第一次爱国热潮。
“我必须将我的儿子送到你那里”
伊丽莎白·西维尔的中文名叫何亚梅。在给孙中山书写的电函中，她自嘲“在他人眼中自己一定是个怪异的妇人”。
每天，何亚梅如饥似渴地在新闻中找寻孙中山的踪迹，默默为革命祈祷，她甚至决定：“如有余暇和金钱，我会去中国帮助我的女同胞们。我希望你（指孙中山）不要半途而废向皇朝屈服……我必须将我的儿子送到你那里。”
这些话语都选自于何亚梅写给孙中山的两封信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后两个月内，她连连告知孙中山她的殷殷期望和美好憧憬，从千里之外递送与情感一样炽热的文字。信中，她忘不了那些留长辫、裹小脚的国民所受到的耻笑，还有旅欧华侨所遭受的白眼和歧视，所以她说：“我希望中国能把这多年所受的踢回去。”
在众多信件中，何亚梅的信函很有意思，赤子心，女儿情，流露得浓烈而自然。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袁丁看来，从何亚梅信函遣词造句的方式看，她应属生活在西方中等阶层的家庭妇女。虽然说孙中山的主要支持者是下层人民，而何亚梅这一阶层也在辛亥革命时期为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倾倒，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孙中山的言论和思想具有非常广泛的感染力和辐射力。
不仅如此，激昂的革命号召力还深植在下一代华裔儿童心中。一位来自夏威夷的9岁华裔小朋友王青奇（Chin-Qi Wong）在1912年1月5日给孙中山写信说，她参加了庆祝中华民国成立的游行，希望能把卖纪念章所赚到的3美元“送给生病的士兵”。
“这的确比较少见，但也不奇怪，毕竟孙中山曾在夏威夷完成中学学业并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这必定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袁丁认为，这位爱国小童的父母应是革命的同情者或支持者，在他们的引导下，华裔儿童对祖国的革命充满感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华人发给孙中山的信函和贺电多达数百封，连连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欢呼，如1912年1月2日巴城华侨书报社在巴达维亚致孙中山电“立东亚未有之共和，造汉族无穷之幸福”，溢美之词足见华人对孙中山的爱戴，为改变千年之格局的新政权建立欢欣鼓舞。
五张文凭寄总统自荐
并非只有何亚梅想把儿子送到孙中山身边工作。在海外筹款和演讲时，孙中山就呼吁民众为国家贡献智慧与力量。正因如此，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许多身居海外的有志之士纷纷来函，毛遂自荐欲投身祖国的建设当中。
梁爵荣是来自槟榔屿的归国华侨，在轮船招商局工作了38年，对船运条规了如指掌。1912年2月9日，他给孙中山寄上自己的五张文凭证书，恳求后者将他推荐给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局的船运经理当助理。在信函背后，他附有一份简明的建议书，分条缕析提出若干举措，“希望有助于改善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并获得巨大效益，从而加强新政府的实力。”
据记者所掌握的华侨信函资料来看，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这类自荐信多如雪片。甚至有外国经济学家写信推荐自己，想来中国帮助建设某种“新的金融制度”。
“写信谋职的潮流出现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时，这类自荐信反映了时代的民主议政之风，是对清朝卖官鬻爵现象的彻底扭转。”袁丁认为，随着孙中山的声望如日中天，海外华人精神振奋，期盼临时政府能够任人唯贤，更好地建设新生国家。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在海外曾经长期筹款助饷。那时他接触了大量有识之人、有志之士，并和他们许下诺言，一旦革命成功，欢迎他们回家大展拳脚。因此，临时政府成立后，这些能人志士都希望孙中山兑现承诺，让他们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并为之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