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尔典
赵凤昌
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攻占汉阳；12月2日，革命军攻克了南京。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
濒临瓦解的清政府被迫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又委任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开始了和谈历程。
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它避免了南北之间大动干戈，使政局朝着妥协、和平的方向转换。
清朝大员剪辫子
12月8日，唐绍仪一行人乘专列从北京南下，开始了和谈历程。
当天晚上，袁世凯的幕僚蔡廷干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循：唐绍仪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
这是大清王朝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幕：作为朝廷大员的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西装，领带，一身洋装束，抵达上海，乘着汽车前往谈判地点市政厅。和他对垒的南方革命党谈判代表伍廷芳，虽然剪了辫子，却还是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坐着马车到了市政厅。
这一幕在后人眼中多少有些被误读，认为唐绍仪用剪辫宣示着自己的立场。其实，此前一天，清廷刚刚用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控制力的皇权颁了一道圣旨：“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辫。”从立国之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专横，到“均准其自由剪辫”，清王朝显见奄奄一息。
唐绍仪剪辫，很难说是宣告与清廷的决裂。更值得玩味的是他的另一个举动：在案牍文本的署名恢复了本名“唐绍仪”。此前，为避末代皇帝溥仪的名讳，他的名字被写作“唐绍怡”。
唐绍仪确实不用再忌讳字眼上的“不敬”了。他代表的是清政府实际的掌权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3天前，摄政王载沣在形势日渐危急和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下，引咎退位，掌握皇权的隆裕皇太后则对袁世凯发话：“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也就是说，清王朝的命运、小皇帝和皇太后的命运，就交到了袁世凯一人的手里。
名义上作为谈判一方的清廷，实际上却成了袁世凯和革命军两方商量如何对待或处置的谈判内容。
“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
12月11日，唐绍仪一行抵达汉口。因革命党人坚持以上海为议和地点，唐绍仪转往上海。12月18日，中外瞩目的南北议和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
战场上的硝烟还没有散去，而南北议和的双方代表却根本不像敌对状态的剑拔弩张，谈判的气氛颇为融洽。
双方代表唐绍仪、伍廷芳都是广东人，两个人都曾留学欧美，受过西方文明的教育，又曾同在清政府外务部共事并来往密切。
那是两位欧美留学生之间的精彩碰撞，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在倾诉对中国政治的肺腑之言。
民国时期外交家傅秉常曾常年扶助伍廷芳的外交事务，他撰文回忆：“唐少川（唐绍仪）挽人以私谊奉劝伍先生，请勿坚持立场、不必如此积极。伍先生答称，此为良心问题。和议问题影响国家祸福至深，因此毫无考虑让步之余地。”南北和谈第二次会议时，伍廷芳就对唐说，“我初亦以为中国应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及时。惟今中国情形与前大异，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
唐绍仪听后竟深以为然，并表示：“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请示办法。”
从12月18日到31日，南北议和代表共进行了5次谈判，并已经达成了停战退兵、清帝退位、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等一系列草约。
但到了1911年的最后一天，唐绍仪不无遗憾地对伍廷芳表示，清政府不相信我，我只好辞职了。
唐绍仪在南北议和中的表态明显违背了清廷的利益，遭到了清廷君主立宪派的强烈反对，20人联名致电袁世凯内阁，指责唐绍仪“非议和也，馈献江山耳”，“名为清廷代表，实则事事为革命军设计”……
袁世凯也以唐绍仪的行动越权、所定条约未与他商明等借口，将所议各款推翻，并取消了唐的代表资格。南北议和险致中断。
临时大总统
说唐绍仪所签订的内容未与袁世凯商明，这个理由太过牵强。真正触动了袁世凯的是另一个变数——孙中山回国了。
1911年12月25日，自美绕欧一路而来的孙中山，身着西服，头戴博士帽，走下了海轮的舷梯。欢迎的人群拥堵港口。有记者问他是否带来巨款支援革命，孙中山踌躇满志地回答：“我身上一文不名，今所带回者，乃革命精神耳！”
虽然并没有给革命带来实际的支援，但他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原来近似一盘散沙的革命者，有了一位足以服众的领导核心。很快，革命的17省代表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才是真正触动袁世凯神经的原因。据说袁世凯得知此消息愤怒异常，“投箸起身”。他马上发电责问伍廷芳：“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南北议和中断几日之后，在外国驻华使节和中国立宪派人物的斡旋下，袁世凯直接与伍廷芳通过电报往来继续和谈。
利用与反利用
其实在南北议和之中，唐绍仪和伍廷芳的谈判很大程度上是“表面文章”。和谈开始前，袁世凯即派亲信幕僚廖宇春、夏清诒南下，与黄兴的代表顾忠琛会商，南方早已许诺推袁为大总统。
议和期间，真正起到谈判作用的是在立宪派代表人物赵凤昌家惜阴堂的密谈。不仅有袁世凯的忠实党徒洪述祖，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立宪派人物，以“老同盟会员”身份居间说合的汪精卫等，都聚集在此密商。黄兴、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到沪后亦来会谈。
惜阴堂密谈，不过是对举袁之法进行磋商而已。
1911年12月20日，英、美、法、德、俄、日六国驻上海领事先后拜访了唐绍仪和伍廷芳，将一份备忘录交给他们，要求尽快达成有利于平息战乱的协议。
而列强的这些驻华领事们，早就把袁世凯看做清政府之后列强在华利益的代言人。
无论后人如何解说袁世凯这个复杂的历史政治人物，在武昌起义至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确实是“众望所归”的收拾“千年未有大变局”的不二人选。
孙中山纵有革命威望，在对时局的实际控制力上却远不及实权在握的袁世凯。
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连发三封电文：“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公以能，首推袁氏。”
此后的故事就是袁世凯所期望和导演的，清帝退位，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之位拱手相让。
孙中山事后曾解释让位袁世凯的初衷：“我们对袁世凯，要讲究方法，把他紧紧套住……这是给孙悟空戴上金刚箍，使他不能作怪。我们不是怕袁，而是委曲求全地利用袁。我是为革命做大事，而不是为个人做大官……”
只是，孙中山想利用袁世凯，在袁世凯看来也许是反利用了革命派。南北议和终止了干戈，结束了清王朝，也把一个实际上反革命的强权人物送上了总统之位，导致了此后十数年中国更大的变乱格局。
上图为孙中山与部分内阁成员合影。
谈判桌外
英国公使扶袁共和
1911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59岁。作为一个英国人，他生命中倒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名字“朱尔典”，译自英文名Jordan，比之今天通常译作的“乔丹”，可谓既达且雅。
武昌起义爆发，朱尔典同时接到清政府的求援与武汉革命军黎元洪的示好通告。由于英国政府的立场仍倾向于清政府，朱尔典指示英驻华舰队司令温思乐对清军“提供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同时指示驻武汉领事葛福不与黎元洪接触。
清廷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这也是朱尔典乐于见到的，袁世凯是其故交，也是他眼中接替清政府扮演英国在华利益代言人的绝佳人选。随后，朱尔典出面斡旋，武昌暂时停战。
这种情况下，朱尔典只能一面向袁世凯施加影响维持停战局面，一面重新评估时局与立场。最终由主张君主立宪转变为“建立以袁世凯为首的共和政府是时下唯一选择”。
民国成立不久后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朱尔典和英国方面的愿景得以实现。此后朱尔典在西藏、洪宪帝制、中国参加一战等问题上都发挥过影响，且多损及中国利益。
“民国产婆”惜阴堂主
在南北议和公开的谈判背后，有许多来自各方力量的神秘推手。其中最强有力的就是白手起家、被誉为“民国产婆”的江苏常州人赵凤昌。
赵凤昌是清末民初政坛上十分活跃、很有影响的立宪派代表人物。后世研究分析，南北议和期间，协议真正达成多数都是在惜阴堂的秘密会谈之中。孙中山回国到上海的第二日，就到惜阴堂向赵凤昌“求教”。后来南方革命力量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据称也来自赵凤昌的建议。
北方议和代表团成员冯耿光在一篇回忆南北议和的文章里,讲了一段赵凤昌的故事:有一天,北京拍来电报,我送给唐绍仪,他看过兴奋地说:“北京回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唐绍仪一边说一边挂电话,电话里和对方仍是像过去一样有说有笑,显得关系非常密切。我觉得奇怪,就问唐绍仪:“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唐绍仪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南北议和谈判交锋
1911年11月1日
黎元洪对袁世凯密使说：“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11月9日
黄兴致函袁世凯：“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12月7日
袁世凯在养心殿觐见隆裕皇太后，皇太后发话：“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
12月8日
袁世凯约南下议和代表谈话:“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
12月9日
唐绍仪作为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南下议和，行前公开表态：“政体改为共和也可，惟君主之名义当保存，若革命军必要除去君主名目，不得不即回京罢议。”
12月18日
南北议和谈判正式开始。南方革命军代表伍廷芳：“为今之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重新缔造，我意以此说为确不可易。”
12月29日
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致电袁世凯：“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1912年1月1日
袁世凯致电伍廷芳责问：“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1月15日
孙中山也致电伍廷芳：“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公以能，首推袁氏。”
1月16日
袁世凯给清廷上奏密折，“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2月11日
袁世凯向全国公开宣布政见:“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外眼看辛亥
“在上海聚会的南北方代表一周会谈的惟一结果是明确了共和派代表的不妥协态度和袁世凯派出的代表、他的大使的软弱无力。然而不管怎样，从第一次接触时起，他便显得受周围气氛的强烈感染，仿佛已认定帝国事业毫无希望。 ”
——法国驻上海领事斐格给法外长报告
伍廷芳知道将来会发生革命，而且他全心全意地赞同，虽然只是在暗地里。他是第一个坚持应该让革命政府得到各国承认的革命者……
——上海《中国快报》转发一份华盛顿电讯
“孙中山博士的当选，部分归因于激起这场革命的外国的阴谋……一切都可能调整。这里的情况表明，最终中国将实行共和政体，袁世凯将成为总统。”
——美国《纽约时报》专访当选大总统的孙中山，然后做了这样的判断。
本版文字 董少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