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吴君：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是不容躲闪的话题

　　　◎文 李云雷

　　◆简介

　　吴君：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等期刊发表小说多篇。中篇小说《亲爱的深圳》被改编为电影。长篇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被媒体评为2004年国内最值得记忆五部长篇之一。先后出版《不要爱我》、《有为年代》、《亲爱的深圳》、《天越冷越好》。曾获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现居深圳。

　　◆访谈

　　■写作的受益人首先是自己，通过写作，内心被唤醒，被一次次梳理

　　李云雷：你是在东北长大的，到深圳已经很长时间，你的作品也主要以描写深圳的生活为主，能否简单谈谈你的生活经历，以及你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写作是不是回避真实生活的一种方式呢？

　　吴君：真正的生活谁也逃避不了，需要全力以赴地参与面对。并不会因为你是女作家就有更多的便利和捷径等着你。除了需要面对写作，一样要面对生活给我们出的一道道难题。

　　我毕业后就到了深圳。先后做过新闻和公文写作两种职业。这些工作与文学关系没有太大关系。反倒是早晨出炉的好心情到了晚上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想不起前一晚自己写过什么，又是哪个地方搁笔的。回家后，要做家务，再给大脑清场，换频道，轮到可以写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夜里十点钟。公文写作跟小说完全是两回事，为保证写作和读书时间，我的爱好不太像女性，比如极少逛商场。如果买东西，先列到纸上，买了就回，不能恋战，也较少参加各种应酬。

　　我认为写作与时间的关系可能不大，内在气质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天性敏感，又喜欢这行，当作家应该是迟早的事。写作的受益人首先是自己，通过写作，内心被唤醒，被一次次梳理，无论身处何地都会变得从容和沉静， 一些思考也会因为这个载体而变得有所附丽。因为是自己选的，而非别人逼迫，所以我不会怨天尤人。

　　■做记者的时候，我先后到过深圳十八个镇的工厂。接触过大量打工妹和管理人员

　　李云雷：你的小说主要描写深圳打工者的生活，但你自己却没有经历过打工生活，那么是什么促使你关注这个群体？你在描写他们的生活时，会不会感觉有隔阂？

　　吴君：我关注的不只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教师、酒店经理、公司职员、歌厅小姐、清洁工都曾经是我笔下的主人公。小人物生活是写不完的。

　　做记者的时候，我先后到过深圳十八个镇的工厂。接触过大量打工妹和管理人员。曾经在布吉镇的粤宝电子厂住过半个月，一起排队洗澡、吃饭、睡觉。只要用心，交流并没有什么困难，尤其说到一些日常的话题，真看不出谁更高明。他们为钱太少为嫁人或者找老婆发愁，而我们可能会为另一些欲望实现不了而痛苦，其分量是一样的。我曾见过两个女工为一块香皂打架把头发扯下一把，也见过男工为了一块油炸饼而打得头上流血。有个做记者的朋友曾经用假身份证混进东莞厚街一间工厂，呆了两个月，出来的时候，我请他吃饭。他说工厂外面的天空显得格外蓝，牛奶也比平时甜。我还认识一对四十岁左右的清洁工姐妹，两个人在外打工近二十年，拼死拼活就是想让孩子多读些书，可是她们的孩子如今也出来打工了，重复着父母的命运。有一天，这两姐妹的父亲去世了，两个人匆忙上路处理后事。几天之后我再见到其中的一个，她和没事一样，直到我问起，她才红了眼睛说，现在自己也是孤儿了，留在老家的孩子没人照顾，也可能要出来打工。尽管她很平静，我却很难忘记那个上午的情景。在我看来那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生活，可是日子还得继续过。

　　冷静有节制的叙述并不是让作家的内心变得冷漠、冷酷，而是让自己有思考和过滤。

　　■作家应该是社会的痛感神经，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精神出路是一个不容躲闪的话题

　　李云雷：你的小说也常被纳入“底层文学”的范围来讨论，但你的小说很少直接关注社会问题，而注重关注打工者的内心世界，写出了他们的疼痛，请问你为何会选择这样的视角？你对“底层文学”怎么看？

　　吴君：我不认为没有饭吃没有房住才是底层。在我看来，没有尊严，被忽视，精神受到挤压是更要命的底层。比如陈俊生不愿见到工友把女人带回宿舍过夜，认为冒犯了自己的尊严，比如王菊花希望睡觉的时候能关灯，比如《扑热息痛》里的王灿生希望老板不要再骗自己，程小桃只想喝一碗本地人家里煲的汤。然而这些看起来很小的愿望，他们都无法实现。

　　跟记者不同，作家应该是社会的痛感神经，他（她）不能只看到城市光鲜的一面。许多人看到了深圳的高楼大厦，高速增长的GDP，而作家应该关注那些具体的人。三十年过去了，打工群体从青年到中老年，如今他们在哪儿？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精神出路是一个不容躲闪的话题。第二代打工者面对的也许是一个更加残酷的环境。有些打工者没有经历中考、高考，童年、少年时期又是在关爱缺失的环境里长大，抗挫折的能力可能逊于父母，他们又将如何面对这漫长的打工生涯？

　　■那些落魄的小人物更合我的眼缘。他们也有人生的四季、喜怒哀乐和追求梦想的权利，只是机会少得可怜

　　李云雷：在《亲爱的深圳》、《深圳西北角》、《樟木头》等小说中，你小说的主人公对深圳怀着复杂的心情，既满怀希望，渴望融入其中，但又无法真正地成为城市的一员，有一种“深圳”情结，爱恨交织地纠结着，你用逼真的写法切入了他们的生存现实，呈现了其中残酷的一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问你如何看待你小说主人公的“深圳情结”？ 《出租屋》中那个被工装，手套、口罩裹得严实的打工妹，只露了一双眼睛，这个城市只需要她那双劳作的手。

　　吴君：在一些人眼里，深圳是个欲望之城、出租之城、无根之城，来过的人，离开或者回去都无法消除掉深圳对他们一生的影响。许多农民经历了现代文明或许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每个人用盲人摸象的方式，把对城市的记忆或想象带回乡村。城市正用一种神奇的力量搅动并改变着中国农村。这是我创作《出租屋》这部小说的初衷。《樟木头》写的是两个女工为了获得深圳户口，享受本地人一样的生活，历尽各种艰难和屈辱。“樟木头”看守所是她们绕不过去的黑洞，使她们结下一生的孽缘。

　　李云雷：在《十七英里》、《恋上你的床》等小说中，你描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区隔与断裂，在《十七英里》中，王家平夫妇虽然曾是庄老板的“恩人”，但社会地位的剧烈变化，让他们在庄老板的别墅中却感到拘谨与尴尬，《恋上你的床》中的打工妹对本地女人的生活极度渴望但又可望而不可即，这些都显示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你的小说对这些有着细致的呈现。

　　吴君：社会发展在弱者眼里有如过山车，有失控的感觉。本地人、外地人一样焦虑和茫然。原有的海边小镇被大时代裹挟后，曾经优越的本地人，渔歌唱晚的故乡已无迹可寻，与现代化接轨的心理和技能准备好了没有呢？本地人眼里，外地人无论如何都不该闯入他们最后的领地，也是最后的尊严——家。这位叫阿焕的四川女孩偏偏要躺一下本地人的床，结果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这便是小说《恋上你的床》。现代化不由分说摆在了面前。仿佛一夜之间，安分守己，勤劳致富这些词成了老土和苦命代名词。另外一些人活得更舒服，更体面，更被人羡慕。假装不正经、消解意义的存在成了一些人的防弹衣。许多人心甘情愿卷进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的狂欢中。

　　李云雷：小说《陈俊生大道》中写了一个有梦想的打工者的故事，但在现实面前，他特立独行的个性被消磨殆尽，只能与同宿舍的人修补关系；而在《二区到六区》中，你也写到了三个大学生闯深圳的故事，到最后他们的梦想也以破灭而告终，在现实中，这些青年人只能失败吗，是否他们也有成功的可能？

　　吴君：当然有很多人成功，否则也不会有现在的深圳，更不会有那么多人来深圳。我是一个作家，当然要选择一个特殊角度去关注。那些失败的，落魄的、无人问津的小人物更合我的眼缘。他们也有人生的四季，喜怒哀乐和追求梦想的权利，只是机会少得可怜，我所表现的是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内心的风暴。

　　■关注女性打工者的内心世界和婚恋烦恼，以及农村人对城市追求的一次次幻灭

　　李云雷：或许因为你是女性的缘故，在小说中你也对打工的女性倾注了更多的关注，《福尔马林汤》描述了两个女孩要嫁给本地人的故事，《复方穿心莲》则写了一个嫁给本地人的女孩的故事，和一个竭力与本地有钱人保持关系而以“小丑”的形象出现的女孩的故事，这些故事看来让人心酸。请问你如何看待女性打工者？她们是否有着更多的隐痛，或者更多的可能性？另外，“福尔马林汤”与“复方穿心莲”也都颇具象征性，你能否谈谈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目？

　　吴君：心力角逐后，不过是殊途同归。借《复方穿心莲》中婆婆的话：北妹没有资格嫁给本地人，哪怕是残疾人她们也不配！《福尔马林汤》是写痛的，真情受到捉弄，农村人对城市追求的一次次幻灭。我想表达那些焕发着光泽，看似美好的生活，很可能已经被溶液一次次浸泡过。为过上那种有尊严的生活，打工妹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穿心莲确实是苦药。

　　李云雷：小说《菊花香》写了一个打工者“剩女”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题材。小说的主人公王菊花保持着身体的纯洁，为找寻合适的对象而苦恼，但在最后，她却在酒后失身于一个守更人并被无情地耻笑。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打工者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她们成长之后在婚恋上的烦恼，请问你为何会从这样的角度去关注她们的生活？

　　吴君：外来加工业把深圳变成了世界加工厂。农村女孩汇聚在此，她们年轻的血汗成了肥料，灌溉着特区之花。王菊花是深圳九十年代打工大潮中留下的一个女工，她被时代、现代设备、工友集体抛弃，为了获得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可以关灯睡觉地方（厂里三班倒，宿舍永远开着灯）她忍辱负重，可到头来，只是一场噩梦。小说中王菊花的体验我没有，但她想找个地方藏起来的感受我却时常会有。现代文明，让乡愁无处寄放，旧式生活一去不回。同期来的姐妹回家或是远走他乡，只有她留下了。她被上一个时代剩下，孤独地活在这个无人对话的世界里，甚至她的处女身体也是被遗弃和嘲笑的。

　　■影视改编的经历让人更加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只有这样才能与影视结下善缘

　　李云雷：你的中短篇小说是最有影响的，但你也创作了长篇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请问你对不同体裁的创作有什么不同的体会？今后仍将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还是有别的创作计划？

　　吴君：写长篇的时候很像是种精神分裂试验。整整一个白天在单位上班，做的事情与小说无关。到了晚上强行把自己拉回状态里。写中短篇感觉是角色客串，下了舞台又能把自己藏回日常中，比较合适我眼下的状态，暂时我的写作由不得自己喜好，只好听天由命。

　　李云雷：你的小说《亲爱的深圳》改编成了电影，不知你对这部电影怎么看？影视改编对你此后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吴君：2009年电影已经发行了。影视改编之前我有些混乱，对写作领域之外的无知导致了我兴奋和焦虑，在无人启蒙的情况下，乱飞乱撞过一些时日，完全不知我的北在哪。现在已平静，也许是必经之路吧。

　　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学习到另一个领域里的章法和行规，相对来说，比起小说创作，影视人更辛苦和用功，他们爱岗敬业，对于文学作品，连个普通演员对小说都有着庖丁解牛的本事。这触动了我在写作上更加注重故事的完整性，而不是有了一个理念就急着写出来。学会了耐心细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想好才动笔，只有这样才能与影视结缘，结善缘。

　　◆印象

　　打工者的“平凡世界”

　　在深圳的青年作家中，吴君是一位勤奋而低调的作家，也是一位无法被忽略的作家。

　　吴君的小说题材大多集中于深圳的打工者，让我们看到了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被忽略的人，让我们在繁荣的背后看到了打工者所付出的血汗与泪水，看到了这些年轻人的命运与生活状态。

　　在《陈俊生大道》中，一位名叫陈俊生的青年，怀揣着梦想到深圳来打工，他的梦想是干一番事业，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但在现实中，他却只能在紧张艰苦的生活中努力为自己保留一点点空间，他看不起别的打工者，反感他们带妻子住在宿舍里，对他们冷眼相待；但当他的妻子千里迢迢来找他时，他却也找不到地方安顿，只能反过来寻求同宿舍人的宽容。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昔日的雄心则被消磨殆尽，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物质贫乏的故事，也是一个精神悲剧，在逼仄的空间中，他们梦想的翅膀还没有起飞就折断了。

　　在小说中，吴君关注更多的是女性打工者的命运，她将赤裸裸的真实与残酷展现在人们面前，写出了她们的情感与内心纠结。在《福尔马林汤》中，两个打工女孩最大的梦想就是嫁给本地人。程小桃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男人的关系，既要实现这一梦想，又想保留自己情感的纯洁；方小红则不顾一切地攫取眼前的一切，与不同的男人交往。两个小姐妹相依为命，而到了最后，就在程小桃以为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时，方小红却抢夺了她的“果实”。

　　如果说《福尔马林汤》写的是打工妹想嫁给本地人的梦想，那么在《复方穿心莲》中，尽管方小红实现了这一梦想，但是她仍然生活在诸多压力与纠葛之中，丈夫的出轨，公婆的压制，在家中毫无地位，甚至连孩子都无法亲近，她仍然置身于梦魇一样的生活中。这篇小说还塑造了另一个女孩阿丹的形象，她像小丑一样取悦于当地富有人家，为他们处理各种事情，只是为了寻求自己发展的资源与机会。当我们面对这一形象时，既厌恶又同情，也不得不追问，是什么迫使她们不得不以这样卑微的方式来谋生？在这中间，隐藏着社会发展的伤口。

　　在《菊花香》中，吴君关注的是另一类打工妹，她很早就出来打工，现在年龄大了，但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婚姻与爱情，她艰难地寻觅，然而她细心呵护的处女之身等来的却只是摧残与嘲笑。

　　在这些小说中，吴君所描述的只是打工者的生活状态与情感世界，她没有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去关注他们，她写的也不是他们生活中重大的社会性事件，而是细致地深入到他们的世界中，去贴近他们的生活与情感，描述出他们的感受与处境。正是在这些“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了那么多隐蔽的心理，情感的纠葛与屈辱的内心世界。

　　吴君是从多个角度关注打工者生活的，在《亲爱的深圳》、《深圳西北角》、《出租屋》等小说中，她描写了打工者的“深圳情结”，让我们看到了主人公纠结于城乡之间进退不得的艰难处境；而在《幸福地图》等小说中，她则描写了主人公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幸福地图》写的是一个打工者死后在家乡所引起的反应，妻子与女儿的感受，家族内部为抚恤金的争执……在吴君的笔下，不同人的表现如浮世绘一般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打工者在家乡的真实处境：真正关心他们生死的人又有几个？在这个意义上，死者不仅被城市抛弃了，也被家乡抛弃了，甚至被家人抛弃了，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况味与感受？

　　与当今不少研究打工者的社会学著作相比，吴君的小说可以说表现出了打工者生活的“常态”。她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情感乃至情绪上的压抑是无形的，是无法被量化与统计的，但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吴君的小说比一些社会学著作对打工者的理解是更深入的，也充分发挥了文学的长处，她的小说更接近于主人公的经验与内心，更加鲜活生动。同时，她所揭示出来的问题也更加引人深思——我们关注打工者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也应该关注精神、情感等方面的问题。

　　在另一类小说中，吴君写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距离”，今天，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是困难的。《恋上你的床》、《十七英里》等小说让我们看到人与人沟通的难度，这也正如吴君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我们不是一个人类”，这样的状况是不自然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吴君的小说揭示出了这样的社会状态，有助于我们反省，有助于我们直面真实并进而寻求解决的方法。

　　在一篇访谈中，吴君将自己归为“有限的作家”，她不想做无所不能的作家，而是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从而在某个领域做出深入的开掘。有着这样清醒的意识，是一个作家成熟的表现，也预示着吴君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引人深思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