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已自觉地把妇女解放看成是维新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肩负起妇女解放运动的重任，新风尚风生水起。禁缠足，兴女学，办女报，女性走向社会，揭开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
中国女性，解放从脚开始。
史上曾有一段著名的“天足缘”。廖仲恺之父亲身经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歧视，深知小脚女人是中国的耻辱，曾留下遗言：儿子必须讨个大脚女作媳妇。可那时代不缠足的大家闺秀十分难找，结果“天足”的新女性何香凝与廖仲恺成了天作之合。
清政府被推翻后，天足运动进一步发展。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后虽政局多变，但劝禁工作并未停顿。
脚被解放之后，中国女性要求受教育的权利。民国之初，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指出，占中国总人口一半的女子教育一向受到忽视，“直至清末，女子识字者百中无一”。他指示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规定初等小学实行男女同校，鼓励女子上学，大力发展女子教育。而男女大中小学生的全面同校，要在辛亥革命9年后才终于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不乏激进的革命新女性，成为女权运动的急先锋。周游过世界的才女吕碧城成了中国第一个报纸女编辑，也是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吕碧城为她撰写首期发刊词。当时几乎各地都有女子军事组织，包括女子北伐队等，章太炎夫人、上海务本女校“校花“”汤国梨就是女子敢死队成员，她在23岁时谢绝媒妁，独闯上海求学，又在沪组织“女子北伐队”，还在上海创办了神州女校和《神州女报》，正是汤国梨最早发出了“女界参政”的呼声。当时女子参政运动的激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激进如风头人物沈佩贞，竟鼓吹女子参政目的一日不达，未结婚的女子，十年内不得与男子结婚；1912年8月，另一位激进女性唐群英为争取女性的参政权力，一怒之下竟打了革命党领袖之一的宋教仁一记耳光。
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味宋教仁挨的那记耳光，或许会想，要写一个大写的“女”字，对中国女性曾经特别不容易。
女权运动影响了中国女性的成长
对话者：钱江晚报VS李银河（著名学者、社会学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您对于辛亥革命的了解中，有哪位女性人物的事迹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李银河（以下简称李）：鉴湖女侠秋瑾，她是当时最有名的女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她主张妇女解放，带着她的学生骑马，有时着男装，这些都不是那个年代的女性会做的事情。
记：她们是否影响了后来中国女性的成长史？
李：她们的影响当然是深远的。当时有一批女革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办女学，参加革命，暗杀清政府的官员。后来无论是国民革命，还是北伐时，都有女人参加，但是比例相对比较少。到了延安革命的时候，包括我的母亲，有更多的女性觉醒了，到延安参加革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妇女撑起了半边天。
记：在百年前的西方社会，妇女们又在社会和家庭中充当怎样的角色，在社会上有着怎样的地位？
李：西方女性有两次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她们争取投票权和选举权，参加工作的自由等男女平等的权利。著名的西方女权主义作家伍尔夫写过的一个细节，让我很震惊：有一次她去图书馆，看门的老头不让她进，说女人是不能进图书馆的。有人提议大学应该对女性开放，全场的所有教授、校董哄堂大笑，可见当时西方妇女的地位也是很低的。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主张男女平等，提高女性地位。
记：那么您觉得现如今我国的女性跟西方世界，或者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妇女相比如何？
李：全世界也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有《妇女权益保障法》，所以我国在立法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以一个专业指标体系衡量，中国女性地位排在第28位，最好的是北欧国家。但我们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妇女参政的比例仍需提高。
记：您怎样看待民国开始的男女同校对现在的影响？
李：男女同校可以改变中国“男女不同台”，“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习俗，女性的地位比较低，被认为不适合在公共领域里发言、工作、掌权。男女同校使得女孩在幼儿园时代就能在公共领域有一席之地，不像旧时的妇女，受很多规矩的束缚，是对人们观念的一种改变。
记：您觉得女权运动为什么会成为辛亥革命的一部分？
李：辛亥后到五四运动时期，解放妇女的口号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来了。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领域的革命，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革命。而女权这一部分是辛亥革命在社会领域的具体表现之一，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冲击了社会的传统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