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当马克思主义伴随西方各种思潮传入中国时，其影响最初是分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改良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纷纷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需求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一些零散的介绍。包括梁启超、孙中山这样的人物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由于阶级、历史的局限，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注定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最终只是擦肩而过，没有选择它作为救国之道；只有我们民族最优秀的那个群体，才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先进的理论，并坚定地把它作为自己最终的选择。
海外群体：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散传播
伴随西学东渐和国人海外留学，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早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的人员成分比较复杂，包括外国传教士、海外留学生、资产阶级各派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
清末的旅日华人是最早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群体。20世纪初，处于救国无门苦闷状态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将目光转向改变社会现状方面，开始接触当时盛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并通过翻译出版及创办刊物来进行宣传，发表了一些译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在这一时期，海外留学生摘译了《共产党宣言》若干片断，开列了马恩著作书目，出版了带有马克思肖像的画册，译介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等等。
然而，这些海外知识分子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众多思潮中的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性取舍和译介，而且没有厘清马克思主义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这种最初的译介带有较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甚至不能称为自觉的传播，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无意识的扩散。
大思想家：同马克思主义从相遇到陌路
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是最早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到马克思名字的中国人。他在戊戌变法之后流亡日本，开始研究西学，接触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并在文章中进行过一些介绍。
1902年9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他还在这篇文章中首次使用“社会主义”概念，并将它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之后，梁启超又发表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论序》、《社会主义论》、《杂答某报》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选择性传播。
然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意在“牖新知”，并无实施之意。梁氏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介绍，虽然流露出一些有见地的认知，但他并未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当然更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1906年后，改良派逐渐转向反对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革命家：同马克思主义的触与离
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曾接触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1897年1月至7月间，孙中山留居英国伦敦，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读。在那里，他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同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阐述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在他的倡导下，《民报》和《民主报》上出现了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人译介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文章。客观地说，他们的积极宣传有助于当时的中国人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可能是较早接触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的伟人之一，也是最有可能在中国20世纪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但由于其阶级地位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直至十月革命之后，他也未曾完成这种思想的质变。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其精神实质。
共产党人：与马克思主义携手同行
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开始在中国传播，真正开始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共产党宣言》，对上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先驱的成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人就是在它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作者：闻牧 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