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王乐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中国人以这样的歌声，纪念那一天——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人说，这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这一天的到来，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军阀的镇压、盟友的背叛、侵略者的铁蹄、全副武装精良的军队，都无法阻挡它的脚步。井冈山红土地上的伟大预演、延河岸边的村民“豆选”、从西柏坡出发的“进京赶考”，是它坚实的脚印。
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从此，中国不再受侵略和欺凌，从此，中国人民不再受奴役和剥削。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就此开启。
红土地上的伟大预演
1931年，湖南平江县部分游击队员在反“围剿”斗争中，被敌人围困在一片竹林里，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他们在6根竹子上刻下了“完成土地革命”、“实行工农专政”等标语。
正是这标语，传达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的奋斗目标，它渗透到每个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的人的心田，成为坚定的信念。
正是靠了这样的信念，毛泽东和朱德等人领导的红军，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打出了一片火红的天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明确自己属于“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和一切劳苦大众。在中央政府之下，设立了9个部、1个局，分别负责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检察和政治保卫。当时的部，叫人民委员会，部长称人民委员。
今天，如果你到江西瑞金的谢家祠堂里面参观，还可以看到用木板隔成的一个个小房间，每个房间比一张乒乓球桌大一点，门口挂着“某某人民委员会”的牌子，也就是一个部机关。当时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王稼祥，后来成了外交部副部长；当时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的邓子恢，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担任土地人民委员的张鼎丞，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一首兴国山歌，记录了当年红色政权的新风气。
毛泽东当选为这个红色国家的国家主席，那时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国家主席的下面，设有总理，叫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兼任。后来叫了几十年的“毛主席”这个称呼，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这块“领土”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心要创造新的生活。农民获得土地，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妇女翻身解放，全体苏区人民享受民主权利……在四面是敌、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诞生的红色政权，坚定地走自己人民政权的道路。
1932年，中央苏区还曾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斗争。中央工农检察部专门增设了一个控告局。随后，在各机关单位和街道路口，都可以看见一个特制的木头箱——控告箱。在箱盖上面，书写着这样的话：“各位工农群众们，一切什么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私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收。”在箱的右面则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成为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次别有风采的预演。
延河岸边的“豆选法”
为了抗日大计，红军将士们依依不舍地摘下了佩戴十年的红色领章和帽子上的五角星，换上了国民政府军队的臂章和帽徽。中共在自己的管辖区域也不再使用过去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在主要根据地陕甘宁一带，成立了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拥有23个县，150万人口。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机关设在陕北的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有近百名外国记者带着怀疑和好奇来到陕北这片神奇的土地。1938年，荷兰著名纪录电影艺术家伊文斯，在国统区拍摄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他原计划到延安拍摄，但受到国民党政府阻挠而未成行。这时，他得知中国电影工作者袁牧之要到延安拍摄纪录片，便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架“EYEMO”手提摄影机和2000米胶片送给了他。正是这架摄影机，记录下了黄土地上一个真实的世界。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根据地的时候，采用了一种“三三制”的政权模式——也就是说，在政府干部当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基层政权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
在有关当时的一些电影资料中，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敦厚、朴实的农民举行“豆选”。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都放着一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黄豆。他们有点腼腆，又有点陌生地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果同意谁当村长、乡长，就把豆子放在谁身背后的碗里。最后，由得豆最多的人当选。“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句上世纪40年代流传于延安地区的民谣，生动再现了陕甘宁边区在艰苦环境下运用“豆选法”进行选举的场景。
民主，用它那最直接的方式，给庄稼汉蜕去了心灵上的老茧，为他们寻回了几乎忘却的自尊。
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就这样被选进边区各级政府和参议会里任职。担任边区参议员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李鼎铭的地方绅士。他懂些中医，曾开了几张药方给毛泽东治好了病。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他提出了一个叫“精兵简政”的议案，引起了人们的争论。有人反对说，抗日战争正是紧张的时候，“精兵”就不能发展部队，“简政”就很难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精兵简政”势必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有人更因为李鼎铭是党外人士，甚至怀疑他提出这个议案的动机不纯。
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后，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批注道：“这个办法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于是，在这届参议会上，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毛泽东后来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管谁提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他的办。
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靠为人民谋利益的信念，靠着宽广的政治胸怀，靠着罕见的创造精神，靠着粗放的生产方式，支撑起一场正义的战争，终于在一个荒凉贫穷的地方，搞出一个红红火火的局面。
进京赶考去
1949年元旦即将到来的时候，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农家小院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布了一篇新年献词，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很有信心地宣布，迎面而来的1949年，将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人民的解放战争将在这一年获得最后胜利，并且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中国共产党执掌天下的事情提上了日程。1949年的阳春三月，西柏坡弥漫着兴奋的气息。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会场就设在中央机关的大食堂，代表们坐的凳子都是临时凑起来的，座位也没有固定的安排。
毛泽东在会上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为此，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党中央在这里先后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发行人民币、召开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建立华北人民政府、指挥三大战役、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等，这为建立新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9年3月23日上午，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10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乘坐11辆吉普车和10辆美制十轮大卡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长期奉行“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迎来夺取城市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启事：正在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议向全国征集国旗图案。这个消息，顿时激发了人们对新中国的理解，点燃了人们对新中国未来的热情畅想。
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约100张国旗图案。几经选择，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的一个叫曾联松的青年人，成了幸运者。他根据报载启事对国旗的四方面要求，设计了这样一幅图案：红底色，旗面的左上方一个黄色的大五角星里含锤子镰刀，大五角星的右方，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对准大五角星的中心。在几千张图案中，曾联松的这幅脱颖而出，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经过讨论，决定去掉大五角星里面的锤子镰刀图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征集国旗图案，只是新政协筹备会议商讨开国大计时众多步骤当中的一个。从1949年6月15日开始，由23个单位、134名代表参加的新政协会议，要讨论的基本问题，是究竟创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筹备会最核心的问题是要确定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对此，毛泽东提出，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对这一点，各界民主人士都表示了赞同。最后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9月21日，在一切筹备工作顺利完成后，新政协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通过国都、纪年、国歌、国旗方案，并决定把北平改为北京。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就像人们已经从上面这个名单中感受到的那样，在筹备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充分考虑到了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人选。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下面设立政务院，由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他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阁”。
开始的时候，许多人向周恩来建议，应该让邓颖超在政府里担任一个部长职位。他回答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经过周密安排，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有民主人士黄炎培和郭沫若；政务院21位委员中，有9位是民主人士；105个部长和副部长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民主人士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公的胸怀。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举行。在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伴随着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天安门广场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接着是几十万群众的欢呼。这欢呼，发自中国人民的心弦，跳动着历史进步的脉搏。
我们共同拥有的今天，从那一刻开始。
特别鸣谢：辽宁人民出版社《为了理想——党史文物中的风云岁月》一书陈晋 赵新茹 王为衡编著2011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