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生
京剧大师周信芳是1959年7月1日入党的，时年65岁。
那时，新中国建立已经10年。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摆脱了解放前贫弱残破、民不聊生的局面，人民大众情绪昂扬。戏曲艺人在旧社会饱受压迫，尤其有着深切的翻身感。10年间，袁雪芬同志带头，上海很多知名艺术家纷纷要求加入共产党，但众望所归的周信芳却一直没有表示态度。这是为什么？
周信芳从青年时起就是一位关心国事、追求进步的京剧艺人。早在1913年，当袁世凯暗杀了国民党人宋教仁时，他立即编演时装戏《宋教仁》；袁世凯卖国复辟，他又编演《大汉奸》；“五四”运动时，他又以《学拳打金刚》予以配合。上世纪20年代后，他同话剧界领袖人物欧阳予倩、田汉等建立了深厚友谊，主动吸收新的文艺思想，甚至参加田汉主持的话剧团体南国社。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在上海沦陷前后，编演了《明末遗恨》《徽钦二帝》等表现亡国惨痛的戏。更让人难忘的是，他在长期演出的卡尔登戏院舞台口两边墙上，挂出了演出预告：一边是《文天祥》，一边是《史可法》——明知不可能演出而偏要用两位民族英雄之名显示民族抗战精神，当时凡是进入剧场的观众，无不感到心灵的震动。这样的进步艺术家，如果主动申请入党，还怕不被批准吗？
党是一直关注着周信芳的。上海“孤岛”时期，环境极为恶劣，党的地下组织就指派了姜椿芳同志设法结识周信芳，有意识地进入他的艺术生活乃至家庭生活，对他做更深入的理解和思想上的帮助。姜椿芳是一位有经验的正直而能干的老党员，很快就得到周信芳和周夫人的信任，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和周的家庭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于伶同志由重庆回到上海，也同周信芳建立了联系。周给子女们请的一位家庭教师丁毓珠，也是地下党员。1946年，反动统治者加紧迫害戏剧界，先是提高演剧的娱乐捐，接着又由警察局举办“艺员登记”，要演员同歌女舞女一起登记，佩戴“桃花章”，引起公愤。戏剧界先后发起抗捐运动和反艺员登记运动。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周信芳昂然站在第一线勇敢地参加斗争(我也是在这时初识周信芳的)。这一时期，京剧界地下党员吕君樵、林鹏程等所组织的艺友座谈会，周也常去参加。1949年上海解放前不久，姜椿芳因被列入黑名单，将奉命撤离上海，周信芳已明显感到姜的党员身份，仍坦然对姜说，我家里有一个小房间，你放心住，不会让人知道。这种种表现，都表明了周信芳政治上的进步。尽管如此，在解放前的情势下，当然谈不上周的入党问题。
上海解放不久，1949年9月，党中央特邀周信芳和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一起代表戏曲界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周受到极大感动，衷心热爱党。1950年，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和文化局于伶副局长亲自出面，在中苏友好协会请周信芳茶叙，请他出山担任戏曲改进处处长，并指定我做他的助手，任副处长。周虽然觉得从未做过领导工作，但还是承担下来。他后来曾跟我说，党这样尊重他，信任他，他无法推辞。那时各处处长都是党员，唯独他不是，而他并没有提出入党的要求。
在戏改处我同周信芳共事几年，后来又在他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时相处约两年。周并不认为他的处长和院长是挂名差使，他每天上班，参加会议，讨论工作，认真负责，受到干部们和戏曲界的爱戴，但还是从来不提入党的事。1955年姜椿芳调北京，走前曾同周说，除了工作上的事外，有什么个人的事和家庭的事，都可以跟刘厚生谈。不久我也就能进入周家并且认识了周夫人。但我作为下级、后辈，还难以生硬地谈入党之事。5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繁乱，也很少发展党员。不过我早就意识到，周跟我们青年一样无条件响应党的号召，比如参加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同时也幼稚而热情地投身政治运动。我还记得有一年，周去外地演出，周夫人找我说，要介绍一个人到某一剧场工作，这使我颇感为难，周信芳回来后立即制止了此事，而且跟我说，他夫人长期在家，不了解外边情况，等等，令我十分感动。
到了1959年初，周信芳去北京开会，我知道他必定会去探望姜椿芳，于是先给姜写了封信通气。不久姜椿芳来信说，他同周深谈了一次，正面探询他的想法。周在老友面前没有顾虑地坦露了心怀。这也就是他后来在入党宣誓大会上所说的：
“我深深感到党的伟大。共产党员的忘我的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尤其使我感动。渐渐地，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可是最初还有些顾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够，怕参加了党的队伍后，会因个人而影响党的威信……”
他的顾虑，一方面是觉得自己理论认识不够，而更主要的是自己有私家住宅、自备小汽车等，怕这都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根据我同周信芳几年的密切接触，我知道他的这种心情肯定是真诚的，严肃的。在周从北京回沪后，我们就敞开地交流了思想。我记得我、上海京剧院的吴石坚同志、丁毓珠同志等，都以不同方式同他谈心，终于打消了他的顾虑。他提出了入党申请，由我和丁毓珠做介绍人。经过组织审查，他的申请得到批准，这一位京剧大师，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
周信芳入党后一如既往积极工作，更加严于律己。党号召深入工农兵，他到农村就在地头为农民演唱。党倡导现代戏，他就编演现代戏《杨立贝》(受到张春桥等干扰，未能演出)。万万没有想到，万恶的“文化大革命”磐石压顶，他首先被“四人帮”打翻在地，受到残酷迫害凌辱。周信芳不愧共产党员的称号，他坚信“周恩来总理是知道我的”，没有向“四人帮”低头，终以身殉。“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周信芳得到彻底平反。
回顾当年往事，我深深感到，党没有因他是京剧大艺术家而降低标准，周信芳更没有因自己的艺术地位而要求特殊化。事实证明，周信芳的确是一位“够格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