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西北部,圆明园的一角,有一个烈士公墓,“三·一八惨案”牺牲的烈士们就葬在这里。荒烟蔓草中,墓碑静静地伫立着,它承载了一段触目惊心的惨烈往事。
惨案：47人命丧血腥屠杀
1926年的3月18日,北京春寒依然料峭,但从天安门出发,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的2000多名北平民众的心中,却是热血沸腾。他们要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敦促政府采取行动。
事情的起因是1926年3月初,奉系军阀进兵关内。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
恼羞成怒的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班牙等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去大沽口防御设施，否则，“决采取必要之手段”。同时，各帝国主义在大沽海面集结了20多艘军舰，对中国政府实行武力威胁。
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各界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
大会由共产党员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中俄大学校长徐谦等担任主席。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大会结束后，由2000多人组成的请愿团赴国务院请愿。下午1时30分许，游行请愿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在段祺瑞政府国务院大门前的空场上，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
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竟然下令军警用棍棒殴打、挥刀砍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甚至向他们开枪射击。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有47人被打死，近200人受伤，死者中有共青团员8人。在死难烈士中，有7个是中学生，最小的一个年仅12岁。李大钊等因掩护群众而受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烈士：子弹穿透年轻的身躯
在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里，有一份47位烈士的详细名单。
在这47位死难的烈士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刘和珍。刘和珍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英语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三·一八”游行政府卫队开枪时，一颗子弹从她背部入，斜穿心肺，牺牲时年仅23岁。
与刘和珍一起牺牲的杨德群，湖南湘阴人，1913年考入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秋考入武昌师范大学，1925年来到北京，先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学习，后进入女师大预科，她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欣然前往“三·一八”集会游行，为救护战友刘和珍，在执政府门前中枪牺牲。
还有一位女烈士魏士毅，1904年出生于天津商人家庭，1923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预科，“三·一八”游行时，她自告奋勇高举起校旗，走在女校队伍前面，政府卫队开枪时，两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胸膛，殉难时年仅23岁。
档案：一场有预谋的屠杀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给出了一个荒唐的解释，反诬共产党“李大钊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手持木棍冲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因为段祺瑞执政府的无耻，鲁迅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留下了著名的语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经过反复质讯，现场军警承认，请愿团除木棍所粘旗子、号筒、传单外，并无政府所言的“凶器”及放火物件。开枪军警也证实，段卫队放枪前后听到传令哨声，枪击时间近十五分钟。尸检结果表明，所有死者都是子弹从背部或脑后穿入而致死，可见这是针对退却群众的疯狂追击，是有预谋的血腥大屠杀。
这些问询记录现藏于北京档案馆，留下了血案的见证。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张作霖进京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及报馆，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革命暂时进入低潮，但愤怒的种子早已埋下，地火不久就要喷薄而出。
图文/北京市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