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北鄂州的刘伯垂之墓。 本报记者 周亦楣 摄
吸收新党员时，刘伯垂主张重点考察革命性。他曾力排众议同意律师施洋入党。插画/金锐 王金花
未发表的手稿
当地民众在刘伯垂纪念馆前缅怀先驱。
1920年夏天，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寓所内，7个人围坐在一起。这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第一次会议。刘伯垂掏出从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手抄本，低声诵读着。
至此，共产主义火种经刘伯垂之手，播到了武汉。
刘伯垂，湖北省鄂城县人，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1920年在上海被陈独秀吸收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不久受陈独秀委托，到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党小组，成为武汉支部的重要发起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自行脱党。
刘伯垂又名“刘芬”，而“伯垂”意为“作为表率者可被流传”。
然而，历史并没有记住这个革命者。
研究者罗来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耗时四年寻找有关刘伯垂的史料，“最终只有几页纸的故人回忆”。而鄂州市的刘伯垂纪念馆也因寻不到资料，徒有墓地。
另一位党史研究者廖慧民则将刘伯垂称为“被遗忘的建党功臣”。
不满军阀辞官而去
刘伯垂憎恨紫色，他将名号取为“恶紫”。
《论语·阳货》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者，红蓝合成之颜色。朱者，大红色。恶紫夺朱，比喻憎恶以邪夺正，以异端充正理。刘伯垂借此名号警示自己要追求正道，明辨是非。
刘伯垂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刘弼丞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生。子承父业的刘伯垂，长大后亦东渡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法科。
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同盟会大发展时期，民主革命思想广为传播。刘伯垂结识孙中山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垂学成回国当律师。1918年前后，他赴广州，出任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
法科出身的刘伯垂重视法律和民权，尊崇社会发展规律。他认为“合法者、合乎进发行程者、趋重民权者为善。”
当“恶紫”情绪高涨时，刘伯垂会拂袖而去，另辟他路。
他对广东军政府的不满发生在1919年。那年8月7日，孙中山致电广州国会参众两院，宣布正式辞去政务总裁一职，声明今后对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刘伯垂紧随其后，辞去官职，与旅粤同志自费办起了《惟民》周刊。
尽管在行动上与孙中山保持一致，但刘伯垂对孙中山的某些策略并不认同。
在《惟民》周刊的《发刊旨趣书》中，刘伯垂写道：依赖某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攻打另一方，“卒皆特种主义之成功，而非惟民主义之收效。”
他还强调，思想守旧与依赖某方势力的观点极为危险。“此二念不去，未有能自觉者也。不自觉，宁自动。不自动，宁自决于德谟克拉西（指民主）”。
此时，刘伯垂开始关注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之视为“现代专制与军国主义之结束。”
他疾呼，当今之世，凡是想保持国家之独立民主，“莫不亟之于解放政策。”
武汉小组发起人
思想转变后，刘伯垂开始行动。
1920年夏秋，他奔赴上海。这次，刘伯垂没去找当时在沪接触苏俄人士的孙中山，而是直接找到了在日留学时的文字学老师陈独秀。
多次交谈后，经陈独秀介绍，刘伯垂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很快，刘伯垂接到了第一个任务，去武汉。
早在数月前，陈独秀曾到武汉讲学。他看到武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涤，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已开始传播，认为武汉有条件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眼中，刚刚入党的湖北汉子刘伯垂正是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最佳人选。
动身前，陈独秀交给了刘伯垂三样东西——给包惠僧写的信、建党经费以及进步书籍。
回到武汉后，刘伯垂首先与包惠僧联络。
包惠僧，湖北黄冈人，陈独秀到武汉讲学时，包惠僧作为记者曾采访过陈，因其思想激进，工作干练，深受陈独秀的器重。他曾回忆说，“一天，一个同乡的旧国会议员刚从上海回来，我去看他并采访新闻。他是同刘伯垂由广东经过上海才回到武汉的，见我干这一行，就劝我帮刘伯垂办报，或是办杂志，我当时未置可否，不想过了一个多星期，刘伯垂真来找我了。”
之后，刘伯垂又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秘密联络，商讨建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1920年8月，刘伯垂、董必武、包惠僧等7人共聚董必武寓所，刘伯垂主持召开了会议，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会议推选了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负责组织，张国恩负责财务，由刘伯垂提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
开律所掩护身份
随后，刘伯垂用陈独秀交付的建党经费租下湖北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5号为机关部，门口挂着“刘芬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做掩护。
在刘伯垂等人的宣传带动下，武汉地区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
虽然已加入共产党，但七人对马列主义理解的并不多。包惠僧曾回忆说，“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
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书籍为他们燃起了火光和希望。这些书籍包括新青年杂志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临时中央主办的《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著的《经济学说》、一些无政府主义书籍以及宣传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小册子。
成立初期，学习马列主义是成员们的主要任务，每星期支部要开一次会，开会时就由这几个人轮流做读书报告。
吸纳新党员的步伐，直到1921年10月，中共武汉支部正式成立后，才逐步迈开。
吸收党员时，刘伯垂主张重点考察革命性。
讨论律师施洋入党问题时，党内存在较大分歧。陈潭秋认为，施洋有风头主义的倾向。包惠僧拿不定主意，跑去问刘伯垂意见。
刘伯垂说：“只要他革命，‘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
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组建的同时，又传来陈独秀、李汉俊等在沪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消息，董必武与陈潭秋也随即首先在武汉中学建立起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先进青年的组织、党组织的预备学校。
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李书渠等发起，在武汉中学召开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出席大会的共18人。
策反守军攻克武昌
1921年3月，刘伯垂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取得了武汉建党后的首次斗争胜利。1923年，他又和项英、包惠僧、林育南等人一道，共同组织领导了武汉地区的“二·七”大罢工。
1923年，中共中央号召共产党员帮助国民党改组。刘伯垂先后负责筹备汉口市党部、湖北省党部、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后以国民党湖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双重的政治身份，似乎是刘伯垂工作中的一大优势。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屡攻不破时，刘伯垂和董必武与攻城别动队司令梁瑞堂联系，利用各种关系，策动了守军宋大霈部6个营起义，为北伐军攻克武昌作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如此，刘伯垂还是感受到了国共合作中两党的差异。
国共合作时期，刘伯垂等共产党员负责政治、司法类工作，军事大权由国民党员邓演达等人把持。武汉行营期间，时任秘书部主任的刘伯垂与行营主任邓演达关系处理不好，只得回去做省司法厅厅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驻防宜昌的夏斗寅出兵进攻武汉。5月，刘伯垂参加会议，讨伐夏斗寅的叛变行为。会后，武汉三镇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声讨夏斗寅。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与共产党决裂。
数日后，刘伯垂、董必武等一批在湖北省政府任职的共产党人登报声明，辞去国民党的一切职务，并遵照共产党的指示转入地下。
当年年底，汉口公安局局长林逸圣带领军警，在汉口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因查抄刘伯垂寓所的领队是刘的同乡，刘幸免于难，随后潜返日本。不久，刘伯垂脱离中国共产党。翌年回国，隐居上海。
党史学家认为，关于刘伯垂“脱党”前后的细节，目前难以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5月，陈铭枢、蔡廷锴在福建准备反蒋抗日，派去与中共联系的人正是刘伯垂。
“福建事变”后，刘伯垂赴闽，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该政府被迫解散后，刘再度返沪。回到上海，刘伯垂并未谋事。他肝病缠身，生活清苦。
1936年秋天，刘伯垂在上海病逝。
【人物志】
刘伯垂
湖北鄂州人，生于1887年，卒于1936年。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发起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他，一生憎恨紫色，为自己取了“恶紫”的名号；
他，曾加入同盟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他，梦想“作为表率者可被流传”，却被历史遗忘，史料寥寥几页纸而已；
他，是刘伯垂。
寻访录
“做过的贡献是要承认的”
“刘伯垂的所有资料都在这里。”研究者罗来文翻出他多年来研究的全部家底———《中共鄂州革命史》片段、他曾写过的一篇研究短文、两张刘伯垂的照片、几页手抄来的后人追忆。
二十多年前，罗来文在鄂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最头疼的就是搜寻刘伯垂资料。
他花了六七年时间去广州、上海、武汉寻找刘的轨迹，所获甚微。他试图寻找刘的亲戚，也是失望而归。
“他是一个脱党者。这个帽子扣上，很难得到重视。”最终，因资料甚少，罗来文中断了对刘的研究。
廖惠民，82岁，曾为湖北省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当记者辗转找到廖老，希望采访刘伯垂时，廖老显得很是兴奋。他颤颤巍巍地拿出了自己曾在1988年手写的文稿。文稿早已泛黄。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
廖老说，记者是这些年第一个找他采访刘伯垂的。“没有后人、没有宣传，渐渐地他在历史上就排不上名了。”
廖老将刘伯垂称为“被遗忘的建党功臣”，“不管他是怎么脱党的，做过的贡献总是要承认的。”
在刘伯垂家乡，鄂州市委、市政府想为刘伯垂建一座纪念馆，促进当地红色旅游。时至今日，位于华容区段店镇的纪念馆仍是几间空空的平房。
当年刘伯垂纪念馆筹建人员、老区革命促进会成员之一鲁水银解释说，一来是刘伯垂的资料少，大规模建纪念馆存在一定难度；二来是市里正将刘伯垂纪念馆申请文物保护单位，至今未批复。□本报记者 周亦楣
纪念馆
未发表的手稿
廖惠民关于刘伯垂的手稿早已泛黄，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在他眼中，刘伯垂是“被遗忘的建党功臣”。廖惠民不肯丢弃二十多年前写的手稿。他觉得，总有一天会有人记起刘伯垂，“就算没人记起，至少我这里存着。”
当地民众在刘伯垂纪念馆前缅怀先驱。在鄂州，有一座刘伯垂纪念馆。由于资料太少，这个纪念馆至今仍是几间空空的平房。
伟大历程
艰苦奋斗奠定基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1956年是不同寻常的。中国已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执行“一五”计划后三年多的实践，党的领导人开始思考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豪迈地发出号召。
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正是在这一方针下，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我国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上空闪过一道强烈亮光，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爆炸，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1970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谈到这段历史，党史专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周金堂指出，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据新华社电
□本报记者 周亦楣 武汉 鄂州报道
感谢中共鄂州市委研究室、华容区委宣传部、鄂州市委研究室专家罗来文、湖北省党史办退休专家廖惠民等受访并提供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