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的时候，孔子在卫国呆不下去了，辗转来到了徐州，当时那是宋国的地方，这让他险些送了命。
那时孔子并不显苍老，他高大伟岸的身躯（九尺六寸，合2米21）、器宇轩昂的神态、慷慨沉着的谈吐正显万世宗师的风范。
卫灵公对孔子相当不错，他没有重用孔子，却大方地按鲁国大司寇的待遇给孔子发工资，年奉6万粟。这或许是因为卫国、鲁国都是姬姓国，文化血脉相连，孔子捍卫周礼，潜含着对姬周祖先的颂扬、对当下姬姓国的尊崇；或许，是卫灵公夫人南子对孔子的好感起了作用。
不知怎的，卫灵公这个弱小混乱、不思进取的国家的国君，忽然向孔子“问阵”，就是询问打仗排兵布阵之法。孔子一定非常鄙视这个不上路子的卫灵公，他出行和南子同坐一辆车上，还让孔子的车跟在宦官车队的后面，孔子相当不爽，怒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孔子没有回答“阵”，而是当场滔滔不绝给卫灵公上了一堂“礼”的课。这让卫灵公很难堪，孔子也不得不再次离开卫国。
孔子在宋国每日带着学生们在大树底下演习寄托着他宏伟政治理想的礼仪，学生很多，围观的一定也很多，连宋国掌管军权的大司马桓魋的弟弟也成了孔子学生。热爱礼仪、渴望仁政是老百姓人心所向，朝野上下都在热议。
那桓魋是掌管军权的人，非常恼怒孔子的言行，派人把大树砍了，并扬言要杀孔子！
《史记》记载：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还嘲笑：“桓魋造石椁，三年不成”。石椁就是石头墓室，大概在春秋时期，铁器还不很发达，凿山建墓是奢靡奇异的事，桓魋吭哧吭哧三年也没弄好，让孔子觉得他是个愚莽可笑的人。
桓魋石椁尚在，就在徐州城北铜山境内的桓山上，劈山而建的一个大洞，上书“桓魋石室”，洞前石壁上，排列诗文题字，然多模糊不清。石室有近百平米，似分前室、后室，旁边还有些小的耳室，如今空无一物。
桓魋石室因孔子而著名，文人骚客多到此追忆孔子。苏东坡在徐州不到2年，就3次来到此处，3次都留下了诗文，愤怒谴责桓魋欲杀孔子的悖理行径。
桓魋欲杀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深深刺痛了历代文人学士的心。这是赤裸裸的刀枪恫吓书生、强权凌辱文化、野蛮践踏斯文。
站在桓山上，可以看到泗水河汩汩流淌。苏东坡一定是乘船去桓山游览的，因为泗水河就从徐州城中穿过，城中的百步洪，正是他率领军民奋勇抗洪的地方。从百步洪登船，逆流而上，过秦梁洪不远就到了桓山。
有时，苏东坡也会乘船顺流而下，至城东南30里，到吕梁洪会友观水。这吕梁洪更是留下了众多孔子观洪的遗迹和传说。
《论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川上就是泗水之川，就在吕梁。徐州山体是东北至西南走向，与南北走向的泗水交叉，河床中有巨石突出（石梁），形成“川”。《水经注》也明确指出吕梁就是孔子观洪处。
白居易有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汴水、泗水，一个从西往东，一个从北向南在徐州交汇。汴、泗合流后，顿显波澜壮阔的景象，在徐州由北到南形成秦梁洪、百步洪、吕梁洪三处激流险瀑，其中，吕梁最为凶险壮观。庄子、列子著文说孔子在吕梁观洪，“巨石齿列，波流汹涌，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鱼鳖不能游。”
有意思的是庄子写了孔子“悟道”的事：孔子正观水，忽见激流中时隐时现漂着一个人，以为有人落水，赶快去救，跑到跟前时却见那人潜水而出，踏水蹈浪如履平地，孔子大惊，以为是鬼，仔细一看是个壮年男子，便问：“蹈水有道乎？”这男子回答：我出生在凌水而安于凌水，就习惯了，我在水上长大而安于水上生活，那是本性，我不知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而这样了，这就是命中固有本能。孔子深有所悟，表示完全同意。庄子让孔子悟到的道，就是遵循自然本性，随心所欲地生活。
这当然和孔子的想法大不相同，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就是约束自己，按礼行事。礼就是礼制、规矩，是爱人的仁政。
离观洪处不远的吕梁山间，有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叫“圣人窝”。徐州一带，把山凹处聚居的村子像鸟窝狗窝一样的也叫“窝”。孔子观洪时，曾在这里住过，唐代时就有官方在此建有孔庙。由于战火，现只剩庙后一片古树，被村民称为“孔林”。春天到来，铺天盖地都是灿烂的樱花，据说这里的古樱桃林，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树龄均在200—400年间。
吕梁孔子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到了明代，吕梁漕运长官张镗，在凤冠山上凿刻了孔子像，出资建了孔子观道厅，还在凤冠山上修建了“川上书院”，成为徐州东部重要的童生考场，一直延续到清末最后一次开科取士。
徐州人敬仰孔子，或许不仅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主流文化，从地域文化的源头看，徐州这块地方在春秋时期分属宋国、徐国。徐国留下的唯一国家形象是“仁义治国”，周穆王时的徐偃王和孔子、季札同时代的徐君，都以仁义治国著称。
宋国原是殷商遗民之国，孔子和桓魋一样，都是宋国国君的后代，宋国出了个桓魋并不是宋文化的结果，而是春秋乱世武臣当道的后果。
在桓魋欲杀孔子150年前，宋襄公曾行仁义、会诸侯以尊王室。当楚国大军压境，他率领的军队举着“仁义”大旗和他们对垒，楚军要过河了，大臣说，“趁他们过到一半，我们杀过去！”襄公说：“这样不仁义。”等楚军过完河了，大臣又说：“快杀过去。”襄公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人家没列好队怎么能打？”结果，仁义勇敢的襄公大败。
司马迁写《史记》，偏爱两个人，一个是项羽，没当皇帝而列入“帝王本记”，另一个就是宋襄公，没能称霸而列入“春秋五霸”，这显然是因为他的仁义之举。
徐偃王的仁义、宋襄公的仁义、孔子的仁义，在徐州这块地方交汇晕染，最后，以孔子为代表的“仁义”思想和价值观流芳千年并深入到当地的民间文化之中。今天徐州人总结徐州精神，有一条就是“有情有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