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央苏区的稀有矿藏争夺战
王卫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钨矿的稀缺性和军事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各国政府争相收购、囤积,外部需求激增。江西赣南的石英脉型黑钨矿储量为世所独占,其矿点分布密集、数量众多,矿床范围宽广、规模宏大,堪称“世界钨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地方军阀围绕赣南钨矿的开采与经营,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较量。苏维埃政府逆取顺守,进退有常;通商惠工,善贾而沽,充分利用境内丰富的钨矿资源优势,从容解套开锁破危局。在毛泽民的卓越领导下,中央苏区的钨矿产业异军突起、产销两旺,成为红色政权的一大财政支柱和经济命脉。
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在加紧军事攻势的同时,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不断升级。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集团就准备输出稀有特产换取德国制造的精良装备扩充实力,并严格限制地方各派军阀插手经营钨铁等矿砂。因赣南钨砂多由广东出口,国民党农矿部曾派员前往广东“调查”,要求拟定“统一的外运办法”。第四次“围剿”挫败后,蒋介石进一步强化了赣南钨砂的统制专营手段,私商、民企被剥夺了开采、经营资格,矿工、砂贩丧失了讨价还价的权利。香港市价每担钨砂130多元,广东官方收购定价仅36元,即便如此,苏区钨砂还是找不到销路。
面对敌人的封锁,当时已被“左”倾势力排挤出中共决策层的毛泽东据理力争,坚决纠正单纯军事主义错误倾向,提出“一要打仗,二要吃饭”,必须加强经济建设。在他的主导下,1933年4月,苏区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相继成立,下设江西、福建2个省分局,15个县分局,并在水陆要冲设立了4个直属分局、11个采办处,着重沟通赤白区域间的物资交易,大力促进钨砂产销衔接。国家银行从发行的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元作为外贸基金,毛泽民亲自出马,通过赣州地下党员和开明商人牵线搭桥,以每担钨砂52元的有利价位,跟广东军阀签订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
中华钨矿公司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把各处开采、收购的毛钨砂集中运送到白鹅洗砂厂,经淘洗、加工成钨精矿供出口。江口外贸分局打造了20多艘货船,配备了一支30多人的武装押运小分队,往返穿梭于白鹅圩至三江口之间,大宗输出农副矿产,输入日用百货等物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以储备公积金的名义,发动部下集资创办了双田公司,从赣南低价收购钨砂,高价倒卖到国外市场,大发其洋财。第一师师长李振球利用驻防赣州的便利,半公开化地介入江口外贸分局与双田公司的钨砂交易,也捞得个盆满钵满。
然而好景不长,1933年9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军事战略,在中央苏区外围陈兵百万,同时设置了8个纵深130公里的封锁区,修筑了2900座碉堡,颁布了13种经济、交通封锁条例,发誓要让中共“未剿而先灭”、“不战而自亡”。广东军阀投鼠忌器,不得不终止了跟苏区的通商关系,转而配合北路军向会昌筠门岭推进。苏区钨砂滞销,价格暴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中华钨矿公司流动资金告急,面临破产倒闭;中央财政收支失衡、国库衰竭,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主动派代表向苏维埃政府输诚,随后发动了反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毛泽民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跟他们达成了“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协定,中华钨矿公司积压的钨砂被贴上“国防物资”封条,在十九路军的护送下,源源不断地从赣南经闽西向潮汕、漳厦出口,缓解了一时的危机。
遗憾的是,博古、李德们先是推行所谓的“以堡垒对堡垒”、“短期突击”之下策,把毛泽民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家底消耗殆尽。然后又实行关门主义,在蒋介石抽调优势兵力镇压十九路军时,没有及时伸出援手。蒋介石得手后,随即把十多万入闽作战精锐部队改编为“围剿东路军”,进攻中央苏区。1934年9月30日,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松毛岭失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陆续撤出战斗,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白色恐怖下,中华钨矿公司和外贸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相继关闭、歇业,停止运转,来不及卖掉的钨砂,由留守部队带领群众转移、就地掩埋。至此,中央苏区的钨矿开采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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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央苏区创建到长征开始的时间里,以毛泽民为首的红色钨矿产业、外贸战线大军,产销钨砂7890多吨,获得了620多万元的现金收入,提供了七成以上的财政支撑,并以货易货换取了大量军需民用紧缺物资。苏维埃政府充分发掘境内的钨矿资源,凝就财力物力用在刀刃上,屡屡创造出战争胜利奇迹。对于中央苏区的钨矿开采,后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用一颗乌黑的石头,砸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水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