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广东记者 戴 军 王 燚 丘森林
201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90周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开启了中华民族前进的历史新纪元。
90年沧桑巨变，90年风雨历程。为追寻红色记忆，弘扬民族精神，近日，本报记者前往有“小延安”之称的深圳市宝安区白石龙村，追忆70年前那段尘封的历史。
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大批内地文化人士和知名民主人士处境十分危险。根据中央指示，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指示当时正在香港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让他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人解救出来。白石龙村，是这些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
这次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大营救：千余名人香港悄然“失踪”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敌寇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当时，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危险。
中共中央以及南方局对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处境十分关心。据历史资料记载，日军进攻香港的当天，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等，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等地。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要求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并就安全撤退、转移、安置和经费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按照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同志紧急部署营救工作。廖承志等分批会见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传达征求大家对撤退方案的意见，并决定撤退时各小组的负责人及联络地点，还分发了隐蔽和撤离时的必要经费。广东地方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迅速投入营救、护送、接待工作。当日军攻占九龙时，游击队即派两支精干的短枪队进入新界和九龙市区活动，并建立起陆路和海路两条秘密交通线。
日军攻打港九后，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几易住所，各自分散隐蔽，彼此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终于设法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帮助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以摆脱日军的搜捕和特务的监视、跟踪，然后将他们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站，再分别安排他们转移到东江游击区或其他地区。
1942年1月9日，茅盾、叶以群、戈宝权等文化人在香港洛克道，换上老百姓的便装，打扮成“难民”，由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至黄昏时抵达铜锣湾避风塘，登上营救人员准备好的一艘大驳船。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先后由交通员带到这里。次日凌晨，交通员又分别将这些文化人带上3只披有草席篷的小艇，乘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之机，疾驶渡海，终于安全抵达九龙市区秘密接待点。
1月11日，几十名文化人打扮成“难民”撤离九龙市区，在游击队的武工队护送下，沿西线入青山道，经过秘密交通线，避开日军检查岗哨，顺利通过日军的封锁线，然后翻山穿谷，渡过深圳河，于13日顺利抵达宝安羊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此后的100余天，千余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家眷、国际友人，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从香港神奇“蒸发”而无一人被捕。
据了解，当时绝大多数的左翼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通过陆上交通线转移的，白石龙村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这些文化名人，有的在白石龙村只呆了十几天，有的呆了一个多月。但是，惊心动魄的营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茅盾、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人在解放后还多次撰写文章和诗歌，回忆并纪念这次营救以及在白石龙村的日子。
红色遗址：抢救一段珍贵的历史
据悉，当年的白石龙村是一个只有200户人家的小山村，而今天，这里已变成了一个高楼林立、工厂轰鸣，聚集了数万工人、市民的繁华工业区和居民委员会。当年数百位文化名人居住并生活的旧址，依旧保留下来。只是，随着光阴的流逝，这些旧建筑已经非常破败了，有的建筑，因为水灾或者年久失修，倒塌了一些房间。由于城市的开发建设，遗址险些倒在了推土机的铁铲之下，幸得有识之士的奋勇相救，终于得以保全。 2005年2月25日，《深圳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文化名人大营救接待站急需营救》的报道。这篇报道引起了国务院原副总理、邹韬奋先生之子邹家华的注意。他专门给时任深圳市长的李鸿忠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修缮和加固这个旧址。李鸿忠很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核查旧址的文物保护等级，制定整体维修保护计划，并认真做好革命旧址的维修保护工作。
根据有关部门的批示，深圳市文化局和宝安区文物管理部门立即对旧址进行了鉴定，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迅速制定了旧址维修计划。2005年8月筹建工作正式开始，一个月的时间里，围绕白石龙村的天主教堂修建了150米长的围墙，搭建了200多平方米的钢铁结构展馆，烧制了长26米、宽4.9米的紫砂浮雕墙，安装了高达6米的主题雕塑，依据历史旧貌设计制作了3座草寮。并组织文物专业人员到香港、惠州、广州等地开展史料调查和文物收集工作。为此，深圳市、宝安区两级政府一共投入资金400多万元人民币。
2005年9月2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白石龙“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正式建成并开馆。纪念馆的陈列室设有“胜利大营救”专题展览，展出历史文物80多件，照片100多张。广州农讲所纪念馆为该馆征集和复制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营救文化名人用过的歪把子机枪、步枪、手枪和中共南方局、南委有关大营救的电文等23件文物。 近日，记者辗转找到白石龙“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只见一块巨石上赫然镌刻着邹家华为纪念馆题写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12个大字。继续往里走，是“胜利大营救”主题雕塑，雕塑两侧是汉白玉石刻“大营救图”，刀法简练、画面壮观。纪念馆的尽头，则是一面气势磅礴的紫砂浮雕墙，浮雕的内容精彩纷呈，有深圳的抗日烽火，有东江纵队战斗场面……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一句句响亮的抗日口号，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爱国之情。
面对浮雕墙，左侧有一座白色的老砖瓦房，原先是天主教堂。抗战时期，教堂的神父和修女逃走了，游击队正好利用起来，作为被营救的文化名人暂时栖身处。这是纪念馆内唯一保存下来的当年文化名人住过的建筑。教堂为三开间两进布局，土木结构，面积不到80平方米。在这个教堂旧址内，还保留了很多当年文化名人使用过的旧物，如桌椅、书报、杂志等，睹物思人，让人顿生感慨。
当年文化名人住在这里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们招待大家吃了一顿焖狗肉，让众多文化名人高兴异常，酒酣耳热之际，何香凝还赋诗一首：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柳亚子也赋诗道：芦中亡士气犹哗，一叶扁舟逐浪花。匝岁羁魂宋台石，连宵乡梦洞庭茶。轰轰炮火惩倭寇，落落乾坤复汉家。挈妇将雏宁失计，红妆季布更清华。
浮雕墙的右侧是陈列室，设有“胜利大营救”专题展览，展出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营救文化名人用过的歪把子机枪、步枪、手枪和中共南方局、南委有关大营救的电文等文物，以及上百位文化名人的照片、题字和文章等。
在纪念馆的一角，一些复原的遗址特别引人注目，这些复原遗址包括公木坑兵工厂遗址、草寮招待所遗址以及丫髻山后方医务所遗址。它们向后人展示了当时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及爱国人士艰苦生活的情景。草寮招待所，据介绍当时为了保证文化名人的安全，在他们到达白石龙村后的第二天，被转移到附近山上树林时为他们搭建的招待所。在白石龙村附近及羊台山麓，先后建有丫鬟山、大把窝、深坑、扬美泥坑、蕉窝等草寮招待所。这种招待所为竹木稻(芒)草结构，顶成三角形，两边开门，中间是通道，靠壁搭有稻草铺的大通铺；两床之间是走道，放有吃饭用的长条木板桌一张；草寮门口挂有遮挡风寒的布单，当做门帘。稍大的草寮招待所宽5米、长15米，可住20多人；稍小的长宽五六米，可住10余人。现在馆内向参观者展示的草寮招待所，是按邹韬奋等人居住的白石龙丫髻山大草寮的一部分进行复原的。
在白石龙村，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没有不知道文化名人大营救这段历史的。但是外界却鲜有人知，甚至现在生活在白石龙一带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也不甚了了。据纪念馆负责人介绍，参观纪念馆的游客并不多。为了让下一代更好地了解这段珍贵的历史，宝安区把“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设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会组织中小学生到纪念馆参观。
最近出台的《深圳市宝安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到，将“依托宝安碉楼、古庙古墟等历史文物古迹，开发利用观澜古墟、观澜版画基地、文天祥足迹、黄舒墓、浪心古村、白石龙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等历史人文旅游资源，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产品体系”。
另据最新消息，深圳广电集团今年将制作6部电视剧，其中包括表现抗日战争期间，东江纵队在港九地区秘密营救抗日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30集电视剧《胜利大营救》。
自从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港九之间的交通，实行宵禁，并在全市进行搜查，强令文化人前往“大日本指挥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记得我们当时曾看到敌伪出版的报纸上，有日本特务机关借用“内山完造”(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生前的好友，与不少我国的文化人有交往)的名义刊登的启事，说他已来到香港，希望能同郭沫若、田汉、茅盾等诸位先生见面，并约请他们谈话。其实在启事中提到的有许多当时并不在香港(即如郭沫若、田汉等)，从此也可以看出敌人的情报之不准确了。
——戈宝权《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
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
——茅盾《脱险杂记》
这愿望的实现，近在咫尺。我们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经过荃湾、元朗、青山道，总共不过三四天的时间，就进入了游击区白石龙村。
……
我们在那座洋楼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被引到离楼房二三里地的山林里，那儿已新搭好一座茅草棚。带我们去的人说，因为总部所在地是敌人注目的焦点，容易受敌人的攻袭，所以让我们住到这里；茅草棚虽简陋些，却比较安全些；草棚外还给你们配了警戒哨，可以放心休息。
——廖沫沙《东江历险长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