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来，有两个重要理论命题，即“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先后提出，并为学术界所认同。其实，它们可视为一个命题的前世和今生。
“中华一体”
凝聚于华夏——汉民族
“中华一体”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著名辽金史学者张博泉教授首倡的。他的《“中华一体”论》一文刊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他认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及“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这样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前天下一体”是指秦以前，“天下一体”是指秦汉到隋唐；“前中华一体”是指辽宋金，“中华一体”是指元明清。不管是“天下一体”，还是“中华一体”，都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在内。此文标志“中华一体”思想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和确立。
1988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全文近3万字。次年，在此基础上出版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除费孝通的讲演外，该书还收入其他几位学者的相关论文。费孝通概括论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认为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个多元统一的格局中，华夏——汉民族是各民族凝聚的核心，把多元结合成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并逐渐为学界所认同和接受。
“中华一体”侧重历史学的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则依据民族学、人类学的考察，两者可视为这个命题的前世和今生。
检讨“正闰观”
回应“征服王朝论”
“中华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的形成和问世，既有其历史原因，又有其时代背景。
所谓历史原因，是因为这个命题并非凭空出现的，是论者对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历史上所谓“正闰观”、“夷夏之辨”的检讨和批判。“中华一体”的提出，尤其如此。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上传统的“正闰观”，即正统和非正统的观念，是以汉族为正统，以中原建立的政权为中国，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贵中华，贱夷狄”的理论。不过，历史上也有不同的声音。如唐太宗就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打破了强调华夷畛域的民族偏见。辽金以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传统的“正闰观”、华夷观发生很大的变化。辽代中期以后，摒弃了那种以汉族为中心的“严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金代把传统的正统观批判地接受过来，继承和发展了以前那些否定和淡化华夷之别、区域之分的主张，形成同其他朝代既有共性又有特点的正统观。到元朝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大帝国，传统“正闰观”更显过时。元人在修辽宋金三史时，经过多年的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尽管当时有人反对，甚至到明朝还有人旧话重提，也都无法改变辽金元的正统地位。清朝也是汉族以外的北方民族为统治民族的政权。从秦统一中国到清代的两千多年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包括各民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就是“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的历史依据。
“中华一体”论的出现也有其时代背景，它是针对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而提出的。
在海外中国史研究（主要是北魏、辽、金、元、清史研究）中，长期流行一种所谓“征服王朝论”，它是相关研究中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
“征服王朝论”是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中提出的。他把所谓“帝制中国史”划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是典型的中国社会，以秦朝、汉朝，以及隋朝、唐朝、宋朝和明朝为代表；第二类是征服和渗入王朝，指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其中又分为以北魏为典型代表的“渗透王朝”或“渗入王朝”，以及辽、金、元、清四个王朝所组成的“征服王朝”。
“征服王朝论”直接借鉴和承袭了20世纪初以来日本中国史研究者的某些观点，“征服王朝论”以及其前后出现的类似理论，如“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中国论”、“骑马民族国家论”等，尽管其内涵不尽相同，但都过分地强调我国南北地区差异、汉族与非汉族的对立，淡化、否认汉族对非汉族的深远影响，肢解、分裂历史上的中国，等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尽管已被广泛认同，但是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尚待进一步充实、发展和完善。
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目前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为了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有必要对“中华一体”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进行长期深入的探讨，从而使之更臻科学和完备，在开展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宋德金文，徐水涯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