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语文课本受捧 编辑称不要简单不满现行语文

民国时的一套国语课本，5年前被影印出版，却在不久前突然火起来。

　　出版这套课本的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一下子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这让社长赵炬有些发蒙。打电话的人，有些是新华书店负责人，有些是年轻父母，问题大致相似：出版社里还有没有影印的“老课本”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包括1917年张元济校订的《商务国语教科书》（上下册）、1932年叶圣陶和丰子恺编绘的《开明国语课本》（上下册）与魏冰心等编写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上下册），一共6本。

　　上网搜索了一番，赵炬才发现，他们当年出版的这套书，在网上“好评如潮”，但抱怨声从2008年起至今未停。因为在2007年底，《开明国语课本》已经卖断货。抱怨的人大多是在问，这本书为什么不继续重印？

　　读读前辈求学经历中难以忘怀的书，传统的读本仍能读出新知

　　丛书的创意者和责任编辑陈宁宁两年前已从出版社退休。当年编辑这套书时的经历，她已经有点记不清了。不过，时隔5年，书里有些内容，她依旧记得很清楚。

　　“他们用一些小动物对父母和亲人的爱护，来传达爱亲、亲恩这种意思。用狗啊，猫啊，鸟啊，来比喻人，告诉小孩子，小动物尚且如此，人应该怎样做。”陈宁宁说。她最喜欢的是张元济校订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因为里面的图特别好，经常用很形象的画面来表达主题。

　　11月24日，她特地从图书馆里借出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四个版本的老课本，重新温习了一遍。这些已经发黄的书，大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刷出版。

　　打开《商务国语教科书》，前33课的内容中没有一个字，全部是用图画给刚入学的孩子讲述“仪容、慎食、游戏”等日常行为，和“敬师、诚实、公平、公德”等道理。

　　在第34课，课文里终于有了文字，不过讲的是“夜间早眠、日间早起”的起居之事。而后，才逐渐给孩子们讲“友爱、御侮、勤学、自治”等大道理。

　　当年，为了落实政府“注重道德教育”和“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教育方针，叶圣陶、丰子恺和张元济、吴稚晖、蔡元培等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决定做“这担责任的事”，参与编绘、校订或校阅小学国语课本。

　　在赵炬看来，这些大家在编课本时，不仅用心，而且“很下工夫”。一个家长把《开明国语课本》买回家后，孩子告诉他，“比语文书好，有意思，文章好画好字也好”。一个年轻人原本是冲着丰子恺的画买了这套书，结果书拿回家后，却被当小学老师的母亲看上了，她觉得当年的书“编得好”。

　　在编辑这些书时，陈宁宁脑子里经常想到的一句话是，“读读前辈求学经历中难以忘怀的书，传统的读本仍能读出新知。”

　　“我们有这个理念在里面的，才编的这个书。”她回忆说。

　　不过，她最初想到编这套老课本，是为了完成领导布置的“开发馆藏”的任务。陈宁宁曾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后来到图书馆下属的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担任文献编辑室主任。

　　2004年，新上任的社长赵炬，启动“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行动，对尘封多年的图书馆馆藏资源进行开发，要求员工开动脑筋。51岁的陈宁宁在选题会上提出，“是不是可以影印一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

　　以前在图书馆做编目录的工作时，这位研究过尼采的哲学系毕业生，很注意发现图书馆有什么长处。也是在那时，陈宁宁知道图书馆有一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不过当时她并没有把这些已经发黄的旧书当回事。

　　直到“开发馆藏”成为领导布置的任务，她才开始思考那一堆几乎无人问津的书里，什么书好卖。

　　看到在图书市场上大行其道的小学生《一课一练》，陈宁宁突然想到了图书馆里那批中小学国语教科书。

　　她的想法在选题会上刚一提出，便得到了社长赵炬的支持。赵炬当时记起，自己在2000年邀请王蒙和刘心武编写《语文课外读本》时，刘心武曾经跟他提起过民国老课本。

　　当年，那套《语文课外读本》完全靠市场发行，在全国卖了十几万册，在赵炬看来非常成功。但刘心武告诉他，五四以后，整个国文教育处于变革时期，当时教材竞争非常厉害，各大出版社都抢滩国语教育，出了一系列国语课本。张元济所开发的国语教科书，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本出版于1917年的教科书，10年间销售了七八千万册。

　　因此，当陈宁宁提出编辑出版这套老课本，赵炬当即拍板同意，并告诉她，出版社还是要营造一些品位较高的东西。“大家都去做教辅这些东西，会把编辑的品位越做越低。”

　　这个决定，不仅让那些凝结着一批教育家心血的老课本，在大半个世纪后出版重印，获得重生，也为5年之后的今天，这些书被广泛关注和阅读，埋下伏笔。

　　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

　　选题通过后，陈宁宁回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翻出她的《民国时期总书目》，这是她以前的常用工具书。翻到其中的“小学教材部分”的“语文课本、副课本”目录，她发现，目录整整30页，共有各类语文教材281种，且不乏名家参与其中。比如，1927年出版的8册《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校阅。

　　在书目上大致圈定了几套教材版本后，陈宁宁开始到图书馆实地查阅，并最终选定了《开明国语课本》（1-8册）、《世界书局国语读本》（1-8册）与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1-10册）。

　　陈宁宁解释说，选择《开明国语课本》，是因为这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两大名家联手的作品，并且在当年颇为流行，在1932年初版后，1年之内便印了12版。而选择《最新国文教科书》，除了因为书内容不错，很大程度上也因为这是商务印书馆馆长张元济亲自校订的教科书。

　　在编写这本教科书之前的1912年，张元济曾主持出版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著作《原富》。也是在此时，他意识到“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于是决定亲自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除了这3套老课本，还有一套课本，陈宁宁也觉得内容不错。但翻开一看，上来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标志，考虑再三，她舍弃了。

　　此外，她还找到了教育家陈鹤琴编的《儿童国语课本》。但因为“图书市场也不能投资太大”而自己又对市场“吃不准”，她最终只选了3种。

　　为了将这3套共16本老课本分别编辑成每套上下两册，陈宁宁在2004年没少费劲。她找来一些当时正在使用的小学教材和启蒙读物，斟酌应该保留哪些内容。

　　最终，那些“从居家、处世方面取材，并以儿童周围事物和见闻立义”的课文，都被保留了，删去的则是由于时代问题，在她看来“特别反动的内容”。

　　这套老课本的编辑工作，最终在2004年下半年完成。在给出版社的出版申请里，陈宁宁在“编辑意见”一栏里写道：传统文化在这些课本上潜移默化地得到了传承，这套丛书可能对现在的语文教师，和现在教材的编写者有参考价值。

　　她的这种判断很快便得到印证。丛书出版后，一个正在写教材的人买了这一系列老课本，他看后非常感动，并评价道：“看看我们现在的老师出教材，一本比一本快，可是里面有多少真情实感。这是老先生真的用心在为孩子们写的一本书，句句动情。”

　　还有人评价，这些书“童稚”、“纯净”，“难得大师用心去给孩子写书”。

　　不要简单地对现行语文表示不满，而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做些事情

　　在编辑这些书之前，陈宁宁必须获得编者们后人的授权。为此，她专门给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和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写信。

　　当时还健在的叶至善很快便回信授权同意。他没想到，过了大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书还能重印。

　　而为这套书找人写前言时，陈宁宁首先想到了《萌芽》杂志的主编赵长天。在她看来，赵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策划人，说明“他对现行的语文教育有些不满”。

　　“其实我们也是对现行的语文教育不满。现行的教育，尤其那些教材和教法，推出来的都是《一课一练》。”陈宁宁说。

　　赵长天最终以《旧书新读的意义》为题，写了序。他在序里表示，简单地对现行教育表示不满是最容易的，但也最没有意义。在一片对现行教育不满的讨伐声中，出版这套老课本系列，“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着实际的意义”。

　　这种观点，陈宁宁深以为然。“不要简单地对现行语文表示不满，而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做些事情。”她强调道。

　　为了方便现在的小学生阅读，她在编辑时特地在老课本每一页下面，对上面的繁体字进行注释，并且为了阅读方便，把书改成了从左往右翻的现代格式。

　　但赵炬在拿到成书后，首先便指出了这个不足，“既然是老课本，应该还是从后往前翻。”他想起了刘心武告诉他的话，虽然民国的那些大家在编课本时，主要在强调创新，但是他们对传统文化还是进行了很好的保留。

　　“语文课不仅是语言技巧的教育，也是对孩子进行心灵熏陶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课本，多是狼牙山五壮士、小英雄雨来、王二小等英雄主义的内容。在传统教育上确实做得不够。尊师爱幼、礼节的教育都不够，但是在开明和商务的读本中，这些都做得比较好。”赵炬说。

　　2005年1月，这些在图书馆里蒙尘多年的老课本，被拂去尘埃，经陈宁宁编辑后，影印面世。随后，出版社邀请了一些专家，为这些老课本举行了一场类似于新书发布研讨会的讨论。

　　在会上，与会者几乎众口一声地给出了好评。76岁的丰一吟，当场回忆起了父亲丰子恺让她照着书念时的情景。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图书，一般只印五六千册。但这一系列老课本，赵炬决定一次先印8000册。

　　此后，丛书一直平静地在各地书店和网上书店销售。陈宁宁了解到，这套书在深圳最好卖，因为很多书被香港人买走，带回了香港。“一方面他们还保留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们还可以对照着学简体汉字。”她说。

　　起初，这些老课本除了陆续在各个书店被卖完，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今年夏天，在人们热议“语文课本里鲁迅文章大撤退”时，陈宁宁突然发现，找她或出版社要这些老课本的人多了起来。不过，无论是她手里，还是出版社，都已经没货了。

　　对于迟了5年才到来的“好评如潮”，赵炬再三表示“没有想到”。他推测，这是大家现在对语文课本不满，所以老课本拿出来当事儿说，甚至是“在发泄一种情绪”。

　　不过，他打算理解这种“情绪”。因为他发现，当中国语文教材面对着极大的批评时，那些没有资格出版教材的出版社，可以从课外的角度做一些事情。2000年，在中国语文教材饱受抨击时，正是他，在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王蒙和刘心武编写的《语文课外读本》。

　　这一次，考虑到“大家对现行语文教材有如此深仇大恨”，赵炬已经通知发行部门，重印这些老课本。 本报记者 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