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四川出文人,无论古代的文翁、李白 、杜甫 、苏轼、苏洵 、苏辙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现代的郭沫若、李劼人、巴金、艾芜、马识途、流沙河,还有当下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的阿来、杨红樱、麦家、柳建伟、瞿永明、洁尘、郭敬明、何大草……他们铸就和彰显了四川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实力。今天,本报推出“本土实力作家专栏”,以期让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脉动更加鲜活而及时贴近民众。此专栏笔耕的参与作家为朱丹枫、瞿永明、洁尘、何大草、何小竹、高虹等。
文/李明泉
最近,因官员身份的朱丹枫发表系列散文,引来一个常说常新的老话题:为官与为文的关系。这二者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为官不为文,谓之“纯做官”;为文不为官,谓之“纯骚客”;既为官又为文,可谓之“儒官”。在“儒官”中,还可分为:官好文一般,文好官一般,官好文亦好。一般而言,人品好官品必好,文章也充满真善美。
考察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政治家与文学家大多合二为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浓缩了他的全部理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本精神贯穿其从政的一生。欧阳修的《醉翁庭记》《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体现了他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做人的品质;他的《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评论的新方法;他倡导的古文运动更是影响了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他对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的举荐,展现了他虚怀若谷、提携新秀的高尚品格。唐宋八大家既为官又为文,成为中国文人竞相效仿的榜样。为官多为文,成为中国文化史的独特现象。
如果一位官员能利用工作之余为文,那是对政治文化生态的一大改善和优化。当官员以艺术思维和审美情感去观察和体验社会与自然时,他就多了一双发现世界的眼睛,多了一份感同身受的情怀,那些外在的物事和纷挠的乱象,便在审美的观照和艺术的想象中变得纯净,至少不会失去心灵深处所保持与坚守的那一块净地圣地。当他转向官员角色时,也能以文化之本质之道德良知去处理公务,去待人接物,而不至于刻板、缺少人文关怀。因为审美性文学性的熏陶与浸润,使得为官又为文者多为性情中人,总是具有人文意识、悲悯情怀和体恤心态。这种道德文章的建构,正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协同和谐的内生动力和不竭源泉。
丹枫的《落凤坡下庞统祠》表达了对英雄豪杰的凭吊和向往;《密林深深藏伏虎》中的“蝴蝶”已成为自由与美的化身;《宿松蓬莱小孤山》的“小孤山”作为洁身自好、孤傲高深的精神象征;《寻宝》对“宝物”的寻找是对历史辉煌的祭奠与崇敬,更是对“洗涤灵魂,振奋斗志、奋发进取的力量”的呼唤。这些随笔,在写景状物、发微思古中见出作者的心志和情愫,表达了作者的真性情真见解真追求,与自我升华和灵魂净化的追寻。
这,就是一位官员写作给我们的启示:人品成就官品与文品。
(李明泉:著名评论家,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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