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谍战影视剧何以风行？让中国影视回归信仰

　　这个时期的反特片，人物脸谱化是统一的诉求，打入敌人内部的警察，通常相貌堂堂、英气逼人，破坏者则形容猥琐、丑陋古怪。故事内容不试图探究人物的内心，感情表达点到为止，没有过多的情感纠葛。

　　反特片向谍战片蜕变

　　上世纪90年代后到新世纪的今天，反特片逐渐演变为谍战片，最显著的变化是故事的时代背景常常向前推到了1949年前，如《无悔追踪》、《誓言无声》、《暗算》等，多半发生在1949年前，单一的“特务”身份被双方的“谍报人员”身份替换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有了人性化的诉求，在侦破片和惊险片中，公安局长开始患上胃病，侦查员则要面对妻子无休止的责难和不理解。90年代后，这种人性化追求有了更复杂的形式，谍战片的主人公一改以往的高大全形象，有了弱点有了欲望，主人公的爱恨纠葛，常常占据了大部分篇幅。

　　有观众认为，《潜伏》中的政治气味甚至淡化到了它会被当作职场教育片的地步。而《黎明之前》也彻底颠覆了以往反特片脸谱化的系统，比如反派人物陆军情报第八局局长谭忠恕，他身为国民党情报高官，其实仅在职务行为中是个反派，抛开职业他是个极好的男人，对妻子关爱，对信仰忠诚，对兄弟仗义。

　　可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以往反特片中一面倒的政治立场，也演变得立体和客观起来。

　　谍战剧让中国影视回归信仰

　　新世纪的谍战片，不管剧情怎么变化，不管人物关系如何复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信仰。

　　《潜伏》中有一句经典的话：“信仰是无底的深海。”《黎明之前》同样是关于信仰的。《风声》影片结尾是一段中共地下党员（已牺牲）的旁白：“老鬼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信仰，这是一个特殊的名词，也是现代社会最缺乏的东西之一，著名影视研究学者、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认为：“中国影视高扬起了信仰的旗帜，进入了信仰时代。”

　　时统宇说：“中国影视回归信仰，至少有这样两点启迪：一，现实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有其深刻的信仰危机原因。二，我们开始了中国式大片的人间正道——用一个感人的故事去演绎中国精神。当我们这个民族在整体和远景范畴上不差钱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信仰、精神、意义来内聚力量，鼓舞斗志，引领风尚。而在这其中，影视产品所起到的作用独到而独特，我们需要在信仰的层面从头起航。”

　　谍战电影大片《风声》导演高群书说，如今中国电影极度缺乏主流价值观，而谍战片或反特片所代表的，正是这个时代缺失、又急需的主流价值观——一种信念和坚持。他认为，作为一种新的类型片，谍战才刚刚开始。

　　谍战剧警惕“扎堆”

　　尽管今天的谍战片为影视业取得了不少的票房，但是谍战片的扎堆仍旧让人有些审美疲劳。谍战片，不得不面对跟风严重的局面。谍战片走红之后，跟风者不胜枚举。多年以来，中国的电视剧一直都陷在“炒红一个，跟烂一个，再找一个”的恶性循环中。以前的革命题材、战争题材、军旅题材等等无不如此。不管是再好的题材，再高的立意，都经不起大量跟风的消磨，再多感动也变得麻木了。

　　《黎明之前》的导演刘江认为，寻找新的突破口并不容易，刘江说：“我是站在编剧的肩上找到了破解密码，即追捧美剧一代的视听习惯：快速的镜头切换、不断倒叙、反转的情节逼近以及大量纯侦破技术的真实再现，抛下无数诱人的鱼饵，勾着观众的好奇心直到剧终。”

　　刘江的新尝试或者真的成功了，美国电视剧大片式的手法和感觉多少让观众觉得不太一样，但这毕竟只是个例，更多的谍战戏正在上演或者将要上演，他们同样要面对创新的难题，他们的突破口又在哪里？谍战戏未来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这不得不引起广大创作者的深思。

　　继《暗算》、《夜幕下的哈尔滨》、《潜伏》等谍战电视剧持续火爆荧屏后，银幕上又开始《风声》大作，《秋喜》、《东风雨》一拥而上，令观众应接不暇。近期，《隐形将军》、《黎明之前》等谍战剧再掀收视高潮，随后又传出《潜伏》将拍电影版、《风声》将拍前传和续集……一时之间，中国银幕内外真可谓谍影重重，这些谍战片究竟何以风行？

　　谍战片的曾用名“反特片”

　　追根溯源，谍战片是有近30年历史的反特片在新世纪的新发展。

　　194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无形的战线》，讲述东北解放之后，公安机关与伺机进行破坏的国民党特务的斗争，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反特电影。片尾打出毛主席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则成为此后反特片的创作动机和指导思想。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各大电影厂争相拍摄反特片，《神秘的旅伴》、《冰山上的来客》、《秘密图纸》、《羊城暗哨》纷至沓来……“文革”过后，反特电影再度出现，有了《南海长城》、《黑三角》等作品，但是势头明显减弱。

　　这两次反特片浪潮，都有一致的时代背景和固定的叙事模式，故事通常发生在1949年后，以敌对势力对新生政权的破坏颠覆为主要线索，以公安机关的胜利为最终结局，最大的悬念通常建立在幕后指使者的曝光上。本报记者  宋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