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促使人类学研究转向

　　20世纪50—60年代，在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开始执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其主旨在于尊重包括原住民、移民在内的各类少数民族主体价值，放弃既往对其采取的盎格鲁-萨克森化的强制同化手段，承认并支持移民少数民族保持其文化传统。多元文化主义包含了多元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两层含义，前者是对民族—国家框架内存在的多元族群和文化群体的客观描述，后者则是一种政治价值观，其意义在于通过政策措施使各族群平等享有“文化认同权、社会公平权以及经济受益需求”。

　　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注促进多元文化主义萌发

　　人类学伴生于西方对全球的殖民扩张，殖民者的脚步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多元文化素材，“他者”文化始终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对多元文化的认识成就了其学科根基。虽然很难将人类学的多元文化研究与政治领域的文化多元主义进行简单并置，但人类学家们在进行跨文化研究过程中，对他者的文化理解、对他者的主体性尊重以及对他者文化平等权利的主张，一方面增进了主流社会对多元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唤起了身处异文化的人们对自身处境的关注，这些都为多元文化主义萌发灌注了理论营养。奠基了整个美国人类学大厦的历史特殊论者博厄斯，坚信各种人类文化均有其内在价值，直接参与了多种类型的反对种族歧视、呼吁族群平等的政治运动，具有很强的政治号召力和影响力。正如威廉·亚当斯评价的那样，“博厄斯既不是一个主要的理论家，也不是一个方法论者，而是一个思想家。他毕生的努力在于人类平等——种族的、文化的和语言的——这种理想在其著作中多次回响。”博厄斯早年在巴芬岛调查爱斯基摩人时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充满激情的描述：“值得我为之生死的就是全人类平等的权利，对于富人和穷人平等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难道你不相信你为此而作的哪怕一丁点的贡献都要比你为其他所有科学作的任何贡献大得多？”博厄斯的弟子们也大都抱有这样的信念，参与到了对诸如印第安文化抢救性调查等工作中，使文化相对论的主张与文化平等的价值观得到充分体现。这些人类学家所坚持的“没有一种文化可以被设想为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的信条，后来成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的基本理念。　　

　　社群主义文化观视文化为自足封闭体

　　然而，受到同样脱胎于德国理想主义传统的查尔斯·泰勒关于“文化”定义的影响，多元文化主义基于这样一种文化假设，即将文化看成某些确定特征的集合体，并由固定的人群代代相传、承载这一文化。政府以此为基础不断修正文化政策，对其文化边界进行保护以适应人们对该文化的本质化想象，并构建出某一族群所创造的文化和历史的因素。作为社群主义多元文化理论代表作，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就是这一文化观的集中体现。在书中，他区分了文化的和非文化的两种现代性，前者是基于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性；后者是以西方启蒙理性普泛化为中心的现代性，是单一的现代性。两个现代性之间不可通约，每个民族应该从本民族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的发展逻辑。这一理论直接成为所谓的认同政治的思想来源。但是，其危险性在于将文化视为一个自足的封闭体，“制造非我族类”，无视文化之间沟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同政治往往成为一些政客玩弄的政治概念，成为其逃避民主制度、操弄族群政治、推卸对少数族群责任的工具，为民族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少数族群贫困合理化提供口实。如台湾民进党，利用“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口号，在台湾划定“多元族群”，将台湾人分为“原住民族”、“客家人”、“福佬人”、“外省新住民、外省新移民”四个部分，一方面利用“原住民族独立运动”消解海峡两岸的亲缘纽带，另一方面采取对新移民的歧视政策。社群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招致学界对其激烈的批评，其中包括非西方世界的学者。

　　全球化模糊了文化边界 对人类学提出新挑战

　　而此时的人类学早已通过与后殖民、后冷战时代“他者”的对话，突破了文化相对论，消解了文化本质主义，并对泰勒的文化定义进行反思。格尔茨通过丰富的田野经验研究，认为“文化不是封闭在人们头脑之中的秘密符号，而是在一定的社会互动框架下，在历史事件的长流中，人与人之间通过不断地互主体性推敲逐渐生成”。身处开放性社会的人们已经形成了开放的、综合的、辩证的文化体系，个体乃至群体的观念都融合了来自各种文化的因素，文化孤岛只能存在于外星球。巴特（Fredrik Barth）通过对族群边界的研究，启示人们要看到“全球的文化差异具有连续性，不宜分割成我们习惯称之为‘文化’的一个个完整而独立的实体”，同时“文化应该被看成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矛盾而不连贯，分散在各种不同境遇的人身上”。全球化使文化边界变得更加模糊，马歇尔·萨林斯认为，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大规模的结构转型进程：形成各种文化的世界文化体系，文化形态更加多元化和动态化。从新的文化研究视角来看，文化本身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词汇，身处不同文化中的人们不断调整对自我以及他者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所谓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只是另外一种“社会事实”，它提供人们一种情感的归属，一种行为的权威依据。而根据时代的变迁，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被不断重构和更新，给人们适应环境提供新的资源和可能性。事实上，当今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化都是多元文化交融沟通的结果，无论是美利坚民族、英格兰民族、法兰西民族还是中华民族，其本身就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马赛克”比喻已经不能恰当地形容当今的文化状况，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被清晰地识别和被划定边界，人们更能够接受“彩虹”作为融合多元文化状况的形象比喻。

　　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外部保护”与“内部差异”

　　人类学研究逐渐渗入到多元文化主义政治领域，此前试图通过隔离等方式来保持文化相对完整的政策受到质疑。文化政策不是服务于狭义的“传统文化保护”，而是要达成更加宽容的政治协商，使差异文化之间能够进行无障碍的对话，文化多元的状态能够最大限度地被更多人分享。正如特伦斯·特纳（Terence Turner）认为的那样，人类学者应该通过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研究，挑战既往基于封闭边界的文化概念，建构一种更为开放、民主和普遍的文化，提供“对内作为集体团结和动员的基础，对外争取全世界其他社会群体、政府和舆论支持的资本”的文化研究。而麦克伦南（Gregor Mclennan）早就对绝对的文化相对论政策观提出质疑，如果每一个事物都必须被假设为多元的、固定的和差别的，“任何事物都是有相对标准的，是不可能通约的，那样就会导致政治上狭窄和平庸的平均主义，无数的微型社区都有诉求整体代表的权利”。政府就可以为不作为提供口实，也可以为自我封闭提供充分借口。

　　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者主张沟通与开放，倡导基于对个体文化权利尊重的多元文化政策，他们站在社群主义的对立面，否定政府对文化内部的干预式保护，提出“外部保护”、“内部差异”的原则，认为多元文化政策不是将文化与国家、民族或宗教信仰进行僵化联系，而是能够为不同群体，尤其是少数群体提供分享各种政府和社会资源的平等机会。新的多元文化主义要求“人们具有对差异的接受能力、对变革的开放心态，追求平等的激情和在其他人的生疏感面前承认熟悉的自我的能力”，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多元文化政策，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尊重差异、保障主体性的政治框架下为达成共识走向协商，建构基于差异为前提的整合。“整合”的目标是保障“人们享有差异的权利”。所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共”就是一种宽容的政治框架，人们在这一政治框架内进行“各美”与“美人”的政治博弈。“各美其美”，即人们在各自文化中所建构起来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没有流失和消减，“美人之美”，彼此尊重，彼此欣赏的互主体政治目标得以建立。

　　人类学通过对他者的认知来帮助人们了解和反思自身的文化，具有沟通多文化互动的能力，而其方法论要求人类学家总是要“舍身忘形”，将自身的视角置换到他者中间，形成深刻的同情。在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践中，人类学能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人们达成“一边吸收各自文化传统的营养，一边容纳现代世界的精华，发展成充满活力的、多姿多彩的文化”的美妙愿景贡献力量。

    作者：马威 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