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给邓小平做翻译:他从来不需要外交部准备稿子 (2)

　　法拉奇说她特别喜欢邓小平，事后还写了封感谢信给邓小平

　　23日的第二次谈话还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后来她就慢慢引到那个赫鲁晓夫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当时我看他们的谈话气氛很好，就那么照直翻译了。另外我也知道邓小平的个性，因为1978年有一次我跟邓小平出访，在两个国家搞了两次记者招待会，一个国家很友好， 记者招待会问的问题都是安排好的，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啊，怎么发展两国关系啊这类的，第二个国家没有经验，就开放提问。结果周边国家的西方记者一听说在这个国家邓小平要举行记者招待会，都来了，什么美联社、印度的，问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两国关系，五花八门，后来邓小平跟我说，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我就知道了，他不喜欢很平淡、没有什么棱角的问题，他希望有难度的问题来激发他思考，激发他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他对记者一点不怵。

　　她要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相提并论，我们说是分开的，是不一样的。尽管后来也没有完全能说服她，但是信息都是清楚的。邓小平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所做的种种，最后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有些话这么当面问一个人，会很刺激，就像她问：你这么能干的人，为什么老是当第二把手？邓小平回答：当第二把手并没有妨碍我发挥作用。我还是能够发挥作用。后来她就跟我说她特别喜欢邓小平，事后她还写了封感谢信给邓小平。

　　对她的文稿中方完全没有检查，完全不检查，她要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采访后她根据她的录音来整理记录，不明白的她再问我，有的再改一改。我这样一句一句跟她对，对了大约有一天的时间。她非常忠实，连最简单的词都不放过，邓小平老是说四川话的“这个这个这个”，她老听录音里有这个词，就问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没有实际意思，就是口头语，在思考时发出的声音，就像英文的well,或者yon see这类。她说你没翻？我说我没翻。她懂了，但说还是要加上，这说明他性格上的特点。

　　包括“这个这个”在内的5227字邓小平访谈第一部分，首发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4991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邓小平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的文章题目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全文转载，有的转载题目改成《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认识》。有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

　　每个星期，使馆里的高级外交官都要研究有哪些变化

　　施燕华、吴建民是知名的外交伉俪。上世纪70年代驻联合国时，她是英文翻译，她的丈夫吴建民是法语翻译。1994年，施燕华出任驻卢森堡大使。1998年，她以公使衔参赞身份，与丈夫吴建民一道出使法国。在法国期间，他们成为中国申办世博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2001年5月2日，时任驻法大使吴建民正式向国展局提交申博报告。在此后的两年间，海外作战的申博团队展开了漫长的“游说”拉锯战，从起初的不利局面到最后的锁定胜局。

　　施燕华：国际展览局常设在法国，开会什么都是在法国，国展局89个成员国的代表将投票决定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国，其中有60个国家的代表是常驻法国的，争取他们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要做工作，重点也是要在法国，所以我们驻法使馆的使命是很重大的。

　　申博的那两年，我们就在前线做了点最基本的工作。我们经常分析五个候选国家的形势，比如开始的时候好多欧洲国家支持俄罗斯，当时普京的日子不是太好过，俄罗斯的经济不太好，有些欧洲国家就认为俄罗斯需要支持，你们中国已经拿到了奥运会，不需要锦上添花了，我们要雪中送炭。各种各样的因素很复杂，都要分析。分析完了就要有针对地去做工作。这些工作也是要很有策略的，过去是说“做思想工作”，是要针对人家的想法。有些国家是铁杆支持我们的，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有一个因素就是，比较接近的地区内部的国家，往往支持自己的“哥们儿”。我们的竞争对手，有的很会“公关”。

　　我们是一票一票都要争取，不可小看一票的。伊朗的大使是新大使，到巴黎上任没多少天，按照外交惯例，新大使上任主要是拜会驻在国的一些官员，使馆之间没有这种拜会的礼节问题。但是因为伊朗的态度不明朗，有点犹豫，好像还答应了韩国，这票一定要争取。

　　所以吴建民打破惯例，主动提出要去拜会他，哎哟，这是我们自己也没想到的这个效果。他很感动，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大使来拜会，中国是第一个，我们这么重视他，还从中伊关系的角度跟他讲，他觉得感动。就是说游说的过程不仅要讲世博会，还要建立友情，外交上有的时候个人的感情也是很重要的。

　　国际政治有很多情况，所以有的也是很“滑头”，今天跟你说我支持你了，过两天别的国家对他有什么承诺，比如给我一个什么项目，就可能又变化了。申办的过程是两年，这根弦就一直绷得很紧，老是盯得很紧。

　　有那么一两个国家，开始好像同意，说没有问题，我们支持你，到后来慢慢的——就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感觉——在一些外交场合上，你就觉得他老躲着你，有时候远远地看见你了，他避开目光，你就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了。那么他拿了酒杯刚好往那边走，吴建民就特意上去，跟他谈，那没办法，你要摸清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后来，从话里就听得出来，他变了。他说：“我们毕竟是很好的邻居嘛。”他没说我支持不支持你，这里面就得琢磨，后来就知道没戏，反正至少第一轮他是不会支持我们的。

　　还有的国家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接你的茬儿，或者礼貌性地说中国申办很好，但从来不说一句他将怎么样。这样的，根本就没戏了。

　　我们不断地排队、分类，每个星期，使馆里的高级外交官都要研究：有哪些变化，哪些是比较有保证的，有保证的要一直盯到底。因为最后是秘密投票。你一定要很有把握才行。

　　2002年10月份莫斯科的大剧场人质事件后，俄罗斯基本自己就泄气了，这时，韩国上来了。韩国很会做工作，最后表决的时候，到蒙特卡洛去开会，我们几位参赞，都分配了任务，负责代表的接机，就是国展局的代表一到蒙特卡洛的机场，就能够跟他接上头，能跟他谈，能跟他喝咖啡呀、吃饭呀什么的。我跟吴建民都在联合国干过，我管柬埔寨、阿富汗的决议表决投票，也是数票，这方面已经有点经验了。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礼让的，飞机下来，韩国派高级轿车马上就接走了，我们就接不上，我们的参赞急得要死，打电话回来说人都给他们抢走了。吴建民说，抢走就抢走，你将来再找别的机会去跟他接近。因为如果在机场发生两个国家抢一个代表的事件，那就成为丑闻了，对双方都不利。所以一定要避免。后来很多代表就给他们抢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