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晚年被痛苦困扰 想跳窗不愿"用嘴活着"(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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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

　　《雷雨》时期创作的狂飙

　　原来的曹禺是怎样的?

　　1933年,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写完了酝酿五年的四幕话剧《雷雨》。次年,慧眼识珠的巴金在读到《雷雨》后被深深打动,极力推荐后,1934年7月《文学季刊》第三期全文发表了《雷雨》。

　　1935年4月,几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将《雷雨》搬上舞台,当时正在东京的郭沫若看后撰文,大赞《雷雨》是一篇难得的力作。

　　8月17日,《雷雨》在天津举行国内首次公演,立即引发轰动,评论家李健吾说“《雷雨》现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并赞其为“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6年,上海有剧团演出了《雷雨》。

　　曹聚仁曾写道,《雷雨》的演出,使它与“各阶层小市民发生关联,从老妪到少女,都在替这群不幸的孩子们流泪。而且,每一种戏曲,无论申曲、越剧或文明戏,都有了他们所扮演的《雷雨》”。茅盾后来也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

　　曹禺一夜成名。等到1936年,他的新作《日出》发表时,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

　　同年,应校长余上沅的邀请,曹禺受聘为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后担任教务主任。大批学生慕其名而报考该校,此时曹禺26岁。

　　《雷雨》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是一部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郭沫若就曾评价:这个戏表现了资产阶级家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鲁迅则在看过《雷雨》日译剧本后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但当时,曹禺的想法跟他们并不一样。在日本首次演出前,吴天、杜宣等留学生曾写信给曹禺,信中说:“为着太长的缘故,把序幕和尾声不得已删去了”。曹禺当即写了回信,表示欢迎他们演出,并谈了他的想法:“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对演出删去序幕和尾声他表示了惋惜。随后他在《雷雨·序》中进一步解释:“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

　　曹禺的这封信发表在《杂文(质文)》月刊1935年第2号上。编者在文章后面还写了一个按语:“就这回在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受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一个极好的讽刺。”当时围绕《雷雨》的讨论,几乎无一例外是关注其中暴露的“社会问题”,比如婚姻问题、家庭问题。

　　当时,左派的理论家对曹禺的评价并不高。比如田汉就曾称其对鲁大海的塑造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辱骂和污蔑”。周扬在1937年写的评论也批评《日出》“没有写出帝国主义来”。

　　1937年曹禺的第三部大戏,写农民复仇的《原野》在上海演出时,正逢全面抗战爆发,剧场没有几个观众。而在另一个剧院上演的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却盛况空前。

　　1938年,曹禺在一个“战时戏剧讲座”上发表演讲称:“一切剧本都可以说有着宣传性的……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在当时全民抗战的氛围下,他对戏剧要义的阐述已经有了很大转变。

　　1937年,《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1940年曹禺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曹禺辞去剧校教职,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