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堂妹阎慧卿和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组图)(3)

　　由于海峡两岸的人为阻隔，大陆方面直到1983年，看到台北山西文献社编印于1979年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周年纪念》一书后，才全面了解此事。山西文史研究人员对台湾方面罗列的“太原五百完人”详细名单进行了调查，并在1988年11月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60辑刊登的《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中认定：五百人的数字是不准确的，这份名单中有些确有其人，但并非城破时自杀而死，有的死于战场，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新政府枪决，有的甚至是被阎锡山军政机关处死，另有一些人则仍然健在或根本没有其人。

　　太原解放后，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曾对部分自杀现场进行过清理辩认，在他们出具的《特种警宪指挥处首要特务分子集体自杀报告》中，确认有46人自杀。当然，这46人并非自杀的全部人数，而只是能够辨认的梁化之及特警处首要人员的自杀数字。太原解放时，解放军重点缉查的目标是包括梁化之、戴炳南在内的几名战犯和对共产党负有血债的特工人员，在此范围之外的自杀者尤其是中低级行政人员如流亡的县长、行政机关的秘书和职员等等，还进入不了解放军和太原市公安局的缉查视线。而且，阎锡山曾有过“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指示，部分自杀者因此****而死或死前安排他人焚尸灭迹，这更增加了清查的难度。据一些学者估计，加上特警处以外的自杀人员，自杀者可能有一二百人。

　　在汉语中，许多整数并非实指一个具体的数目，例如“十三太保”、“八百罗汉”、“三千弟子”等等。“田横五百壮士”中的“五百”，也是一个虚数，没有人会去深究它的真实数目。在最初看到“太原五百完人”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曾经这样认为。六十年前的内战几乎席卷全国，在数百万人鏖战的一片混乱之中，个人的命运在时代洪流的大背景下渺小而卑微，几百人的生死存亡微不足道，大军过后，没有人有精力和兴趣去清查他们的死因和踪迹。即使是胜利者，在恢复全国秩序之后的优抚工作中，也经常无法弄清自己的某些官兵是阵亡还是失踪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以至于出现84份未发出的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摆上收藏市场地摊的事情，而这些阵亡者的亲人，五十余年间既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更不知道他们的生死。1949年4月24日的那个清晨，太原城的防线瞬间崩溃，在混乱的巷战中，这几百人是自杀？是阵亡？还是突围隐藏？准确的自杀人数即使是在当时也无法真正查明。所以，出台一份姓名、籍贯、职务一应俱全的五百人详细名单，即使不是刻意造假凑数，至少也是不够严谨。而事实上，无论是五百人还是五十人，在这个故事里都已经褪化为没有太大意思的数字，不论数字的大小与否，都无法改变鲜血背后的惨烈与唏嘘。

　　很多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五百完人，而不是其它数字？对此，解释有三，一是五百人的数字是根据突围人员的记述和其它消息整理出来的；二是为了附会“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三是阎锡山曾有“五百基干”。阎锡山曾说过：“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然而，自古艰难唯一死，官做得越大似乎就越缺乏成仁的勇气，阎锡山的大部分基干在城破时刻并没有勇气服下早已准备好的毒药，而是做为解放军的俘虏。这其中，包括阎军的高级军政人员王靖国、孙楚、赵世钤、温怀光、高倬之、韩步洲、白志沂、杨贞吉、薄毓相、续如辑、孟际丰、孙凤翔等人。在由“行政督查专员”缪玉青领衔撰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中，第一句话就是“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这种惭愧未必发自肺腑，但是，阎锡山并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力责怪他的部下，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尽管很多 军政官员被俘后仍然没有逃脱被枪决的命运。诚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败军之将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相对于屈辱的活着或是卑微的死去，自杀，以这种最强烈的方式来完成心中的涅磐无疑是足够震撼人心，但是，无论生与死，每一个战至最后时刻的军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个人的结局。

　　近些年来，台湾的一些绿营人士也对“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提出了质疑，他们热衷于考证国民党的“党国伪史”，进而以此攻吁政治对手。这些绿营人士的论据全部来源于大陆方面的《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但却将“确认特警处首要特务分子有46人自杀”刻意曲解为“太原五百完人”中“自杀的只有46人”。中国传统道德一向以“死者为大”，“无不是的冤魂”，但这些绿营人士在“考证”之中不仅咒骂台湾的统派，对死去半个多世纪的人也充满了鄙夷与嘲弄。60年前的烽烟早已散尽，国共两党的领袖跨越海峡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对于死在那场战争中的同胞，不论国共双方对他们如何评价，台独分子对死者的不敬言论，只能招至海峡两岸的共同反感。一位台湾人在他的相关文章中感叹道：“中国人呐，我们的夜路，到底还有多长，多长！”而我，对此也只能发出同样的感叹：中国人呐，我们的夜路，到底还有多长，多长！作者：张珉 来源：太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