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型国际论坛要办出影响,关键在于“谁来讲”和“讲什么”。第四届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吕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等专家以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机遇为主题,展开了一场场“头脑风暴”。

　　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何去何从?世界经济大变局,“广东模式”如何创新?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一方面是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但另一方面也是现有增长模式自我调整的需要,虽然“中国制造”在危机中遭遇困难,但中国工业化远未走到尽头,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

　　五大因素困扰“中国制造”

　　“当前中国工业增长明显减速,一方面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出口增速下降,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国内生产能力供给大于需求,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在昨日的演讲中,著名经济学家吕政认为,即使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也将进入一轮以调整、重组为主的发展阶段。

　　统计显示,今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增加值增速呈现快速下降趋势,10月份工业生产增加值增长率下降到8.5%,是2001年以来增速最低的一个月份。而在过去数年,“中国制造”一直发展迅猛。对比2007年和2000年数据,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生产能力大幅度增长:原煤产量、发电量、水泥、玻璃等增长率都超过100%,汽车产量增长320%。下游产品如拖拉机、棉纺锭、彩电、冰箱、空调等都增长100%—400%。

　　吕政表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企业生产经营条件和环境在不断变化,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因素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家以及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市场地位、竞争格局。

　　“首先,‘中国制造’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虽然最近几个月能源价格出现明显的下跌,但是并不能改变资源性产品在中国长期供求紧张的基本矛盾。”吕政说,其二,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必然趋势。

　　其三是工业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吕政认为,2002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些固定资产投资事实上除了基础设施以外,大部分形成新的工业能力。这种新增的生产能力,遇到了国内市场供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大部分加工制造业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与此同时,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上升是‘中国制造’面临的第四个因素。”吕政说,企业既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也要兼顾外部经济性的要求,三鹿公司的遭遇就揭示了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后果。

　　而国际贸易条件发生变化则是困扰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五个因素。“中国已经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贸易大国,在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贸易摩擦增加是必然的。”吕政告诉记者,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压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也加大了技术质量标准等非关税措施,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同时美国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增长速度的下滑局面。

　　中国工业化提升空间巨大

　　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在重重打击了欧美经济的同时,也对“中国制造”的出口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少人也开始在金融风暴中重新审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对此,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表示,绝对不要轻言工业化已经走过,中国一切重大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要有一个发达的工业。

　　“经过30年的发展以后,中国走入了一个比较困惑的时期,我们的生产能力已经很大,但工业化确确实实对资源的耗费比较大,所以有人觉得传统产业没有前途,要去找一个高技术产业,要去发展现代服务业。”金碚说,但是这一次金融危机之后,给大家一个深刻的警示,那就是整个现代经济大厦的产业基础究竟是什么?

　　金碚认为,金融危机一来的时候,扩张性的发展模式首先受到冲击,而精致生产的产业不会受到危机多大的冲击,所以中国不是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是应创新,把产业做精、做细、做扎实。“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金融业,发展虚拟经济,发展资本经济,那才可能抵抗住这种风浪,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将遭受灭顶之灾。”金碚说。

　　吕政建议,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必须下决心淘汰落后企业,特别是资源密集型企业生产要素要向技术先进的大企业集中。“中国目前需要5亿吨钢材,但不需要将近几百家炼钢厂,中国需要13亿吨水泥,但是不需要几千家水泥厂,中国需要一千万辆以上的汽车,但是不需要几百家汽车制造厂。因此扩大内需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企业。”吕政说。 （记者孙君成 见习记者黄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