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张红宇:全球粮食危机 人口大国如何应对?
(东西问)张红宇:全球粮食危机 人口大国如何应对?
中新社北京4月12日电 题:全球粮食危机 人口大国如何应对?
——专访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
中新社记者 陈溯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粮食安全遭受重创,多种农产品价格创下十几年来新高。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日前称,全球或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粮食危机。当前人口大国要如何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中国粮食安全是否受影响?在保障粮食安全问题上,中国和其他国家有着怎样不同的理念和举措?中新社“东西问”就这一主题对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进行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俄乌冲突如何加剧全球粮食危机、推高全球粮价,对全球粮食供给形势造成怎样的影响?
张红宇: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谷物生产大国和供给大国,据有关数据统计,俄罗斯和乌克兰供应了世界上19%的大麦,14%的小麦,以及4%的玉米,占到全球谷物供给的25%。俄罗斯还是全球重要的化肥生产和出口大国,影响着全球生产资料价格。
新冠肺炎疫情本来已使全球粮食供给深受冲击,2020年6月以来,全球粮食价格持续波动攀升,到2022年2月达到历史最高点。俄乌冲突进一步冲击全球粮食市场,具有传导性、放大性和灾难性,对粮食供应链产生影响,产生传导效应,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冲突带来的粮食危机使一些贫困国家“雪上加霜”,加剧全球饥饿危机。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粮食供给出现问题,还会波及、传导更多层面,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造成负面影响。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报告称,由于俄乌冲突,国际粮食和饲料价格可能上涨高达22%,并导致低开发国家的营养不良人数激增。据您观察,哪些国家的粮食安全受此次俄乌冲突的威胁最大?应如何应对?
张红宇:全球目前有七八亿人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主要集中在非洲等南半球国家,这些国家天赋资源条件有限,经济发展水平低,农业科技十分落后,农业生产能力先天不足,供需严重失衡。
俄乌冲突加剧粮食价格攀升,加上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运力减弱,低收入国家、低收入群体的食物购买能力将急剧下降,加剧全球饥饿和贫困危机。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各国储备粮食增加,也会加剧全球粮食供给不平衡。
面对这一情况,应着力解决全球粮食生产力不平衡和供给不平衡的问题,帮助一些欠发达国家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产出能力,携手应对挑战、畅通粮食贸易。
中新社记者:近期,中国国内小麦、大豆、玉米等价格也有所上涨,中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如何?
张红宇:中国的粮食生产稳定,供给充裕,能满足消费。可以说,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完全是靠自己解决的,“口粮绝对安全”有足够底气。2021年,中国粮食收获6.83亿吨,同比增长2%,而伴随人口增长的粮食绝对需求已大大减弱。
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近期国内小麦、大豆、玉米等价格有所波动调整,但从整体看,中国粮食价格在可控空间,不同品种、不同区域的粮食价格并非大起大落,而是此消彼长的状态。
也要关注到,当前中国整个资源型农产品(主要依靠耕地生产的农作物)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去年,中国粮食进口量达到历史高点的1.62亿吨,其中最大宗的是大豆,算上大豆,中国粮食的对外依存率已达到19%。肉类对外依存度也达到9%。
要强化底线思维。在新形势下,粮食安全观要由“口粮安全”变为“食物安全”,高度关注资源型农产品的自给率,确保全部食物自给率不下降。
中新社记者: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470公斤以上,远高于国际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在保障粮食安全上,中国有哪些粮食安全理念和举措?
张红宇:中国自古就是农耕大国,一直将粮食安全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比如“百业农为本”“粮安天下”“节约粮食”等理念都体现出这一特性。
中国的粮食安全观有自己的个性,也与其他大国具有共性,即“在吃饭的问题上不能受制于人”。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比如,美国是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农业最强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欧盟的大国,也是粮食强国。
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虽然人口增速放缓,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食物需求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加快,对肉类、高品质食物的需求持续增加,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升。中国政府将粮食安全摆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将粮食安全视为底线任务和重中之重。
中新社记者:面对近年来风云变幻的全球粮食价格和近期的俄乌冲突,中国如何端稳本国饭碗?
张红宇: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供给的影响巨大,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面对严峻形势,去年中国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的供应”,将生存和安全摆在了更加凸显的位置。
当前疫情还在持续、全球经济动荡、外部环境趋于复杂,中国应坚持以“以我为主”的粮食安全观,中国资源解决中国问题,中国供给解决中国需求问题,从六方面做文章。
一是资源。聚焦耕地资源的数量、质量和潜力。18亿亩耕地红线要实至名归,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东北黑土地保护,实施盐碱地改造。
二是制度。坚持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进粮食生产规模化,土地“三权分置”要进一步付诸实践。
三是科技。要以玉米和大豆的单产为突破口,通过生物技术推动种业振兴,提高大豆自给率,保证玉米稳产高产。推动装备技术、农业机械发展,发展农业绿色技术。
四是政策。要让种粮农民有合理收益,给农民补贴,价格政策要弥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推动农业保险创新。
五是经营方式。通过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区域化、集约化。
六是贸易格局。无论国际如何风云变幻,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与时俱进改革贸易方式,培养全球领军的农业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完)
受访者简介:
张红宇,男,1958年生,四川省什邡市人。管理学博士,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理事,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多次参与中央1号文件及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多次主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及国家社科基金等重大课题研究。出版多部个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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