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4月3日电 (记者 刘亮)2022年是中国与德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回首历史，中德两国在经贸投资等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已日益成为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压舱石。

　　为进一步利用好中德建交50周年的契机，推动中国与德国和欧洲进一步实现合作共赢、携手引领全球低碳发展进程，由中国新闻网主办，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协办的“东西问·中德气候对话”近日举办，来自中德两国专家们围绕气候变化议题献言献策。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大背景下，当前中国和德国都已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碳减排目标。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弗里德里希指出，为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和德国应该紧密合作，推进能源转型进程和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弗里德里希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再生能源转型过程中，德中两国应该重视氢能的重要作用，因为氢能不仅是一种清洁能源，同时还具有易获性、便于储存和运输的特性。当前，不仅德国正在大力推动氢气的开发与利用，不少国家也在陆续布局氢能的发展战略。

　　在他看来，发展氢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但若要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使用效率，需要各国加强合作，使氢气的生产更加经济性，更有利于储存、运输和利用。

　　“德国在氢气研究位于前列，每年都有很多专利登记，而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能够推动氢能方面的合作，对两国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弗里德里希说。

　　中德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很多共同语言。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表示，除了氢能之外，中德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有进一步拓宽合作的空间。

　　杜祥琬指出，当前中德两国都非常重视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但太阳能和风能具有间歇性，如何保持社会工业经济所需要的稳定能源供应，离不了储能。

　　他强调，德国现在非水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占到了德国电力装机的二分之一，但发电量只有德国所需要电量的四分之一，根源就在于风能、太阳能的不稳定性和间歇性。

　　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杜祥琬认为，需要发展一个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让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与储能结合起来。例如，将氢能的储能技术与非水的可再生能源相结合，使其不仅能够装机发电，而且能够发出高质量的电力来维持社会和生活所需要的稳定电力。

　　杜祥琬也指出，虽然这一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可行性，但要实现二者的结合，中德两国研究人员还需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深入探索、交流与合作，克服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德中两国都是全球强有力的经济体，两国探讨气候变化和能源供给问题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但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BWA)主席米夏埃尔·舒曼认为，在探索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供应安全、能源经济效益和环境金融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在三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米夏埃尔·舒曼表示，不同国家和经济体之间推动能源转型的前提条件不同，需要结合国家具体国情而论。以德国为例，尽管当前德国已提出雄心勃勃的碳减排目标，可再生能源在德国能源转型结构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但也不能因此忽视了天然气的作用。

　　在米夏埃尔·舒曼看来，天然气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能源技术，在通往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道路上仍然发挥着很多的作用，因为这种化石能源的载体能够保证国家能源供给安全，而且也能够应对能源供给面临多样化的挑战。

　　眼下欧洲的能源价格正达到历史的最高点，且还没有达到其峰值。米夏埃尔·舒曼认为，积极地推动欧洲能源供应的多样化，一方面能够增加广大民众对能源转型的接受度，另一方面则能平衡好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之间的关系。

　　米夏埃尔·舒曼称，在应对气候变化创造可持续的工作条件方面，中国是德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德中合作能够树立中欧在这方面合作的典范。他提醒，寻求气候解决方案过程中不能因为过度追求目标而忽视现实情况，这一现实就是欧洲在未来几十年中，天然气在能源供给和安全或在能源基础设施上仍然会发挥其核心作用。

　　中德的环境和气候合作渊源深厚。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指出，两国环境合作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在2008年之后，也即哥本哈根会议前后，中德气候合作也在迅速扩大。

　　他强调，当前疫情和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交流、行动与合作。一是不仅加强高层次的专家和政治人物的交流，也包括加强两国科研机构、NGO、社会团体的交流。二是围绕气候变化，淡化在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更多地去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与行动。

　　王毅并指出，两国要更多地去选择一些优先领域如氢能进行合作。他说，当前，中国氢能发展迅速，应用场景也日益丰富，如何克服高成本以及提升氢能使用效率，需要中德之间开展合作。德国在能源转型上有非常好的经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以及大规模应用降低成本方面也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二者可以更好地形成互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