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徐洪才：身处一个变化的时代我们都是受益者

　　经济学家徐洪才 身处一个变化的时代我们都是受益者

　　答题者：徐洪才

　　提问者：李喆

　　时间：2019年1月

　　简历

　　徐洪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1996至2010年，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广发证券(上海)总经理、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副总裁、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教授。出版专著《大转型：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变革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大国金融方略》；主编《工资、汇率与顺差》《投资基金运作全书》《投资银行学》和《期货投资学》等著作。发表文章和研究报告400余篇， 核心以上期刊论文40余篇。

　　手记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年底年初各大经济论坛、财经大咖网络头条、电视荧屏上似乎都能见到徐洪才的身影，“走出农村又放弃铁饭碗、一根拖把棍儿挑着包袱来北京读书”的传奇人生经历，之后“银行证券学校”跨越很多领域的工作背景，为他添上一笔浓厚的艰辛奋斗的底色。在交谈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复杂经济数据和经济现象，他都能如数家珍，做出深入浅出的解析。他的语速适中、声音洪亮、状态饱满，非常年轻态，这也是他经常受邀到清华、北大、中央党校等著名学府传道解惑的原因吧。

　　“说来我和《北京青年报》有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自费订了它”

　　1你的童年生活中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怎样接触到经济学的？

　　我出生在安徽农村，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小时候家里生活很苦。外公读过几年私塾，他在传统文化方面对我有一些简单启蒙。外公鼓励我“要好好读书，将来大鱼大肉有得吃”。这一招，对于一个一年到头只能吃上三次肉的儿童来说，的确十分管用。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和我离乡背井到外地求学是同一年。我初中毕业，参加全省统一考试，取得了比省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还高出100多分的成绩。我选择到安徽省化工学校就读，去了才知道，班上同学成绩几乎包揽了全省各县前几名，基本都来自农村，大家都出类拔萃。选择读中专，一是因为每个月能有十块钱的补助；二是中专读完就可以留在城里工作，吃上商品粮，这是我年少时的梦想。我学的是有机化学专业，当时刚刚恢复高考，并没有针对中专的特定教材，因此所学课程和教材都与大学一样。1981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安庆石油化工总厂工作，那一年我17岁。

　　整个八十年代都是在工厂度过的。工作之余，我开始关注社会，兴趣爱好也逐渐偏离了所学专业，开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感到内心深处总有某种冲动在呼唤着自己。说来我和《北京青年报》有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自费订了三份报纸，其中就有《北京青年报》。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向首都青年学习、看齐。那时我特别关注像路遥的小说《人生》和潘晓在《中国青年报》上提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等问题，对蜂拥而至的各种西方思潮，比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感兴趣，开始萌发了对哲学的兴趣。在工厂工作的九年时间里，我一刻也未闲着，读了很多文史哲方面的书籍，自费参加中国语言文化函授大学和安徽大学哲学系函授班学习，还参加英语大专自学考试。

　　那时读一些高深的经典著作，如《资本论》(1-3卷)，对很多理论似懂非懂，继续深造的想法在心里升腾。当时参加任何考试都需要得到工作单位领导的签字同意，我就和领导死磨硬泡，终于如愿以偿。1990年，我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研究生，三个志愿都填写了中国人民大学，铁着心要上人大。八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读书无用论也开始流行开来，况且我读的是形而上的哲学，而我在安庆石化的工资比较高，一个月好几百块钱，要读书就必须跟单位脱离关系，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在我夫人理解我，坚决支持我。1990年8月底，我离开夫人和襁褓中的儿子，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重新开始求学生涯。

　　2从安庆到北京，让你感触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到了人民大学，感触最深的还是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那时人大学术氛围浓厚，一个学期有六百多门选修课，可供学生自由选择。各学科老师都是国内一流的，我对学习的那种兴奋和努力似乎也比别人突出得多。三年硕士研究生学习，我从未参加过一场舞会，从未看过一场电影，从未让自己休息过一天，活动轨迹就是“三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和宿舍。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每天给夫人写一封信，三天寄一次，从未间断。

　　到了硕士二年级，我就去旁听一些经济学课程。当时经济系的孟氧教授对我影响很大，他的《经济学社会场论》向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他运用广义相对论来研究《资本论》和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他认为马克思刻画的宏观世界“二重属性”与微观世界“波粒二象性”是一致的，他用这套方法分析世界粮食、石油、美元、产业分工和价值转移等问题。由于我有理工科背景，能够较好地理解孟老师的思想，除了课堂上听他讲课，还经常到家里单独听他授课。转向经济学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我当即决定报考经济学博士，夫人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于是在二年级就着手准备考博。

　　社科院经济学大师云集，学术风格务实，这令我心驰神往。孟教授支持我的选择，并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信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从来都不给别人写推荐信，但是徐洪才同学是例外”。每念至此，心中便感到特别温暖，也暗自下决心好好学习，不能辜负老师对我的垂爱。当时报考社科院的都是名校财经类硕士，考博竞争从资格报名就异常激烈，审核人员考虑到我有企业工作经验，又看到我在人大学了很多财经类课程，还公开发表了几篇文章，这样才通过资格审查。

　　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博士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汪海波教授。汪老师是国内研究工业经济效益和中国工业经济史领域的权威专家，他的严谨治学态度对我一生都有积极影响。读博第一年压力最大，在完成必修专业课以外，我还参加了研究生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主办的英语课程学习，努力补上英语这块短板。跟着学了一年英文课程，每天做完作业都到了凌晨一点，早上六点起床，中午不睡觉，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不容易。让我终生受益的事情还是樊纲邀请刚从欧美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余永定、张维迎、海闻等中青年学者，用英文原版教材为我们系统讲授《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课程。现在回想起来，都令我对樊纲当年的远见心存感激。

　　读博期间，有件事令我感念。1993年3月上证综指从1500点冲高回落，连续16个月低迷，至1994年7月底跌到325点。中国证券投资者经历了第一场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国资本市场何去何从？当时声名显赫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和中国证券报联合组织一个有奖征文活动，号召全国有识之士讨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设立一等奖一名，奖金两万元；二等奖两名，各一万元；鼓励奖十名，各五千元。我花了一个通宵写了一篇文章《国有资产经营模式比较研究》，一大早骑着单车到邮局用挂号信寄出。一个星期后，接到电话通知，我荣获全国唯一一等奖。当时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为主任评委，评委包括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陈彪如等著名经济学家。真是雪中送炭，两万元奖金解决了我的生活困难，1994年7月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从此开始了我们在北京的生活。

　　3你是怎样开始走上经济研究这条路的？

　　我从事经济金融问题研究的道路有点曲折。1996年我考进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条法司全国金融债权管理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企业兼并破产和银行坏账核销。在实际工作中，我接触到大量棘手的经济案例，特别是解决国有企业改制问题，涉及下岗员工安置、银行坏账核销，情况很复杂，这与书本上所学相距甚远。在工作中，我逐渐对中央银行和金融体系运作有了具体认识，也深感机关工作有局限性。此时恰逢陈云贤博士致力于打造中国资本市场博士军团，受到他的感召，我毅然“辞官下海”，去了上海，开始了我的资本市场职业生涯。

　　1998年6月到2001年6月，亲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A股市场“5·19行情”，再到上证综指2245点泡沫破灭，资本报国的理想也随之泯灭；加上和夫人两地分居原因，2001年5月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出任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副总裁。

　　2000年3月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后来发生“9·11事件”，接着是香港创业板推出，生不逢时，一溃千里。实际上，那时搞风险投资，孵化创业企业，步履十分艰难，条件并不具备。2003年7月回到首都经贸大学当老师，那年我39岁。“人生四十而不惑，百战归来再读书”。我除了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还创立首都经贸大学证券期货研究中心，从事经济金融问题研究。

　　读博期间我组织撰写全球第一本《投资基金运作全书》，并组织专家首次翻译《1940年美国投资公司法》。机构投资者主导美国资本市场的时代是以这部法律颁布为标志的。由我任总策划、执行副主编，经过60多位年轻学者两年努力，共计260余万字，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作序，1996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公开出版。令我欣慰的是，中国几代基金经理都从中受益。

　　我越来越发现，成为经济学家、从事经济问题研究是我多年来最想做的事情。自己有多个领域工作经历，这对做研究是一个深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2009年底，我以综合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

　　4在智库工作有怎样的体验？

　　智库的使命是资政启民，要求研究人员必须站在全球大格局下思考那些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重要的是要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供决策者参考。2010年元旦前夕我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光阴荏苒，在这一干就是十个年头。虽然工作很辛苦，工资也不多，但通过自己研究提出建议，影响了高层决策，真正感受到此项工作重要性，由此带来的愉悦和成就感，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有真切的感受。可能有人会认为，现在是以金钱为导向的社会，这种成就感是不是有点幼稚？我自己倒觉得，能够做到十年如一日，静心尽力地做研究，应该也是不忘初心的一种坚守、一种人生态度吧。

　　近十年来，经过我修改的内参报告大约有2000多份。其中也有我写的报告被高层领导认可采纳。2010年前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非常难的。在国际分工中，我国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赚取外贸顺差。当时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企业将外汇卖给银行，银行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央行购买美国国债，形成外汇储备。中国人披星戴月地工作，将价廉物美的商品卖到美国，美国支付我们美元，我们又返回购买美债，支持了美国财政平衡。我认为，这样的循环不尽合理。问题是，国内企业手里缺少美元，怎么能够走出去呢？当时我写了两份报告，建议把部分外汇储备委托贷给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贷给工商企业，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

　　另外，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被定位为商业银行，我认为就一般而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会失灵，这时政府就要弥补市场功能缺失。如果政府和市场都失灵怎么办？这时还有一个抓手，就是开发性金融。国家开发银行应该体现国家战略导向，弥补市场和政府的缺陷。2013年我乘机递上两份报告，建议把国开行重新归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报告得到了支持。近年来国开行在棚户区改造和基建投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港口码头机场公路铁路等基建投资中，国家开发银行功不可没。

　　还有一件事，2015年6月16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首席经济学家来访国经中心，我向他建议吸收中国投资入股EBRD，并让他转告欧盟主席容克，推动EBRD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合作、容克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对接。我建议EBRD定向增发新股，中国拿外汇储备购买，成为EBRD股东，同时我们同意EBRD在上海设立分行，发行熊猫债券，跟亚投行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他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建议他赶紧回伦敦传话。17日上午我完成报告，18日高层领导做出批示，并请相关部门领导抓紧研究。9月份，中国人民银行与EBRD签署合作备忘录，2015年底EBRD董事会同意中国投资入股，开启了中欧金融合作新的历史。

　　这些事情，虽然都是智库工作者的分内之责，但也令我感到人生有价值、有成就感。

　　5在为公共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过程中，对你帮助最大的有哪些，做学术研究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可以说所有工作经历对我做研究都有帮助。现在我还是光大银行唯一一个只干活不拿钱的独立董事。我认为人生不能过于计较，要有大的格局。我在企业、金融机构和大学都工作过，这为我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近十年来，在世界很多国家，我一个人拎着包去演讲，代表的是中国，为中国发声，这是我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十分看重的。

　　2018年11月，我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署名文章，题目是《处在十字路口——全球领导人需要共同努力应对挑战》，在此发表文章是很不容易的。几天之后，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新加坡发表演讲《中美关系和全球和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处在十字路口》。我认为，做学术研究，不能纸上谈兵，不要陷在技术性细节里，要高瞻远瞩，坚持问题导向，拥有战略思维，把握历史趋势。

　　6经常受邀参加各种论坛，亮相各大媒体，是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的？作为经济界的“网红”你有怎样的体验？

　　大家看到的这些角色，可能还是表面化的，跟踪研究现实问题才是我每天的工作任务和内容。多年来，我跟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们一起搞预测、搞宏观经济分析，连续搞了10年。市场情况和数据都在脑子里，随时能拿出来。我有个习惯，只要是用母语，几乎都是无稿演讲。在电视做直播时，面对新的政策马上能做出解读，这也是平时积累的结果。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平时的认真学习研究，哪会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说起网红，这一点好像不假，我很早就开了博客，搜狐、新浪、网易等十来个博客，现在不玩这个了。去年应《今日头条》邀请，开通“洪才大略”，受到广大网友抬爱，算是一位“资深网红”了。

　　7刚刚过去的2018年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比如，2018年7月美国驻华使馆经济处外交官点名找我交流，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发现双方有很多共同语言。我认为，处理好中美关系一定要有大局观，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国家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要维护，短期也要灵活有策略。现在民粹主义有市场，看起来很爱国，实际上对国家重大决策有干扰。世界应有包容性，关键是怎么打交道，要促进平等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趋利避害，求同存异；也要相互借鉴，不断学习进步。任何事情，都要遵守规则，以理服人，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8你平时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

　　我是乐观主义者，这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经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很多事情都看淡了。名誉、职位、金钱真的是身外之物，山珍海味我不吃，我喜欢粗茶淡饭，不需要什么高档消费品，简单生活，随心所欲。当然，都像我这样，经济发展速度可能就慢了(笑)。但人总是要有点精神追求的，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现在赶上大变革时代，我们参与其中，作为观察者，思考研究问题，能为社会和普通老百姓提供参考和帮助，那就是有价值的人生。

　　9你日常生活的状态是怎样的，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

　　在一般人看来，我倒是过得有点像苦行僧的生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浏览各大网站国内外新闻，并将有价值的信息分享出去。上班都是乘地铁，脑子里总想着事情，因此不能自驾上下班。有人可能认为，我这个人很单调，除了研究思考问题，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可是我自认为内心很丰富，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学习、研究、消化。

　　最大兴趣就是每天晚上能跟夫人散步一个小时。年轻的时候，我能拉二胡和小提琴，还喜欢传统文化，不过现在没有时间了，只能期盼退休后，有时间再好好捡起来吧。

　　10你对儿子参与的教育多吗，对后辈有什么期望？

　　我儿子在美国读经济学博士，孙子两岁十个月，跟着他爸妈在美国。从小我对儿子管得很少，夫人对他的影响比我大。我对他的影响是无形的，从我们这个家庭出来的孩子，努力学习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他有大格局和大情怀，去美国学习，是学习美国的先进知识和理念，最终还要回报于社会。

　　11生于60年代，你认为时代赋予个人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我很庆幸自己生于60年代，经历的人生过程是一个爆发式发展的过程。我们亲眼目睹并经历其中，人生的活动空间打开了，致使我们人生也丰富多彩。时代赋予我的就是不必再受物质生活的羁绊，追求内在精神的东西成为生活的主要动力。我们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搭上便车，顺势而为，我们都是受益者。人生的一点点成就感，也是激发我不断前进的力量所在。

　　文/本报记者 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