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清华”
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尽管校中“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但清华称不上是一座完整的大学。“五四运动”后，在民主、科学、爱国、进步等新思潮的推动下，清华师生掀起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的纷争，历数“清华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的危害，陈述改办大学的必要与可能。
1925年5月，清华学校大学部正式成立，“清华大学”终于问世。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清华，清华正式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被迫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这一年的年底，南京沦陷，长沙告急，长沙临时大学又被迫迁往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始艰苦卓绝的联大八年。
这是日子最苦的8年。国难当头，南京政府没有多余的资金，更没有精力眷顾教育。西南联大很清楚他们的处境，三所大学把各自的家底敛在一起，把各项预算降到最低，以其能用有限的资金，熬过战事。
2011年3月17日， 广东珠海。在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纪念馆落成仪式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见到了已86岁高龄、至今仍活跃在教育战线上的清华学子张子云老先生。
1937年，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张子云见证了西南联大艰苦卓绝的南迁之旅。“我们转移到云南时，条件非常艰苦，闻一多和华罗庚，两个人拖儿带女地就住在一间屋子里，屋子只有一间，两家人在房子中间拉个被单，就算各自有了自己的家了。”提起那时岁月，张老先生唏嘘不已，他回忆说，当时有一位老师，每天骑马来学校上课，几十里的山路，他从未迟到过，“清晨，每当操场的课钟响起，你总是会看到他(老师)的身影，他靠在树干上叫同学们起床，身边拴着他的白马。”
这位骑马上课的教授，就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物理学家，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先生。
据张子云回忆，西南联大时期，条件非常艰苦。“学生的伙食很差，大家都吃不饱，很多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写，然后拿去油印的。我们的演算纸和练习册，都是正面反面写满字的。老师们没有工资，只有不定期的、少得可怜的生活费。”
据史料，那个时期，闻一多每天在豆油灯光下工作至深夜，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正》给学生逐句讲解。朱自清开的《文辞研究》虽然只有一个人选课，也按时上堂讲课，从不缺席。地质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做气象台……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却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华罗庚的堆垒素数的研究，陈省身在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扑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关于广义相对论与湍流论的研究，吴大猷等人关于原子、分子结构与光谱的研究，王竹溪等人关于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研究，张文裕等人的核物理研究，吴有训关于X射线研究，余瑞璜等人关于晶体结构研究，任之恭与孟昭英等人关于电子学研究，汤佩松等人生物物理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一定影响。
那个时期，很多联大学生后来成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领域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6位“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82位中科院院士、13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众多科技工作者。还有不少联大学生投笔从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民族解放而战，甚至献出生命。
张子云老先生目前是澳门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教授，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教书不要工资，属于义务劳动，“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教下去，课堂就是我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