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九月二十八日电 新中国五十年系列报道： 向阳镇五十年来的风雨历程--访中国第一乡

中新社记者：肖龙联

一位年轻妇女抱着她的孩子，气冲冲地将孩子往办公室的桌上一放，转身就走，办公室的人说，“你怎么回事，将小孩丢在这。”“我养不起，你们当官的帮我养。”初秋的一天，记者来到川西平原的向阳镇，向阳镇党委书记谢序松谈起向阳人贫穷的这件往事，刻骨铭心，他说：“这一幕震撼人心，是我们这些当家人的耻辱。”

一九八零年六月十八日，向阳人“敢为天下先”第一个在中国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用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取而代之。当时不但在四川这个中国最大的农业省引起震动，而且在中国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从此向阳被称为“中国第一乡”。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受“以阶段斗争为纲”这个极“左”方针的严重影响，曾在农村掀起了批判“弃农经商”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恶浪，使本来就发展缓慢的向阳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人民公社是政社不分，一大二公，五位一体的体制，人财物实行一平二调，出工一条龙，下田一窝蜂，老百姓说这是“瞎指挥的班子，平调的路子，吃大锅饭的架子，打富济贫的方子。”不仅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工作，就连喂十只以上鸡鸭的也要割“尾巴”。农民一年忙到头，仍然穷得叮当响。“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人民公社化时向阳的贫穷面貌。

走过五十年风雨历程的向阳人，深切地感到，一九七八年以后的这二十年对他们来说发展和变化是空前的。向阳人对记者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开放。摘下公社牌子，换上乡政府牌子，只是一个形式，他的内涵却是一场革命，一场解放生产力的深刻革命。它使向阳人从此步入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向阳人摘下“人民公社”牌子之后，大胆地批“左”，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量引进资金、技术、人才、采取“滚雪球”的方式，使企业规模由小到大，产品由粗、大、笨到高、精、尖，市场由本地向外地拓展，逐步形成了冶金、化工、造纸、制药、建工、建材等体系。几十家外资、独资、合资企业诞生在向阳镇。

向阳镇负责官员为我们提供的数据最具说服力：一九九八年，向阳镇国民总产值达到八点九六亿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一百三十倍，财政收入二千五百五十二万元。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向阳人均年收入从六十八元增到七十六元，二十年的宝贵光阴，农民的口袋里却只增加了八元钱。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八年后一个二十年，人均收入二千八百多元，增长近四十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改变了住房条件，彩电、电冰箱、录像机、摩托车、小汽车早已进入寻常农户之家。过去是“有女莫嫁向阳郎”，现在是“有女争嫁向阳郎”，外地流动争相来到向阳镇达一千多人。

漫步向阳镇，记者看到，向阳人在青白江上新架起的一座跨江的彩虹桥，桥头碑文写道：断“公社金桥”立“彩虹新桥”。这“断”和“立”是向阳人对历史的反思，也是正在步入小康的农民自发地在心中立下了一座歌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