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在中国
在冲突和撞击中蹒跚起步
从三次思想解放看外资成长
中国入世利于外资长远发展
作者:余东晖
五十年前，当共产党军队的隆隆炮声接近大上海时，十里洋场的美资企业纷纷逃离，此后三十年，留给中国老百姓的只是对“洋油”、“洋火”、“洋车”留恋或憎恨的依稀往事。
五十年后，当全球五百强中的一百多家跨国公司落户早年被他们视作荒郊野地的浦东时，当花旗、美孚、可口可乐、通用汽车……一串串令人如雷贯耳的名字重新出现在曾经被看成“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滩时，虽然有的老百姓忧心忡忡地说：“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回来了”，但共产党政府却说：跨国投资代表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国必须顺势而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在冲突和撞击中蹒跚起步
如今人们谈起中国二十年来的巨变，无不慨叹，中国如果能早一些改革开放……其实，五十年代中国有过相对开放的时期，只不过那时是对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开放。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那时的中国不可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友；西方国家联手对一个新生政权的封锁，也使得中国只能转向社会主义的“兄弟们”。
一九五０年和一九五五年，苏联分别以百分之一至三的利息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和二十三亿美元，中国从苏联引进了一大批成套设备，建立了冶金、机械、汽车、石油、煤炭、电力、通信等一百四十九个基础项目。
通常的说法是，中国是从一九八０年四月才有了第一批三家中外合资公司。实际上，五十年代，中国与波兰就曾经合资成立了中波轮船公司，至今仍在运营。
六十年代，中国利用出口信贷的延期付款方式从日本、英国、法国、西德等西方国家引进价值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七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加大了从西方国家引进设备的力度，到一九七八年，利用了一百零三亿美元的贷款。
中共执政前三十年，中国利用外资基本上是利用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的间接引进，这些商业贷款主要投向重工业，对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直接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方面，则几乎是一片空白。
六十年代，中苏交恶，国际环境对中国相当不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上趋于保守。也许是受到延安时期“南泥湾精神”的激励，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在经济上满足于自给自足，“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曾令国人引以为豪。这种背景下，中国当然谈不上吸引外商来华投资。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正是在六、七十年代进行了第一次大转移，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四小龙”崛起，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陆丧失了一次良机。
以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对广东负责人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如何杀出血路？吸引外资势在必行。
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思想依然封闭，心中顾虑犹存。中国前国家副主席、有“红色资本家”之称的荣毅仁回想起一九七九年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艰难时说：“我当时就认为，应该运用市场原理发展经济，但有些人持不同意见。我就苦口婆心地说服。”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下的的中国人对市场经济无所适从，情有可原。同样，现任副总理李岚清当时负责引进外国设备。当外商提出要与中国搞合资时，李心里嘀咕：“能和资本家合伙吗？”但邓小平拍板了：“中国要有数万个合资企业。”
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就是这样在与传统观念和计划体制的冲突和撞击中蹒跚起步了。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国颁布了第一个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条例》；一九八０年四月，北京航空食品、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成为首批获准成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事实证明，外商在华投资发展之迅猛甚至出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意料之外。截止一九九九年六月，中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三十三万二千七百多家，合同外资金额五千九百一十九点二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二千八百六十点二亿美元。中国连续六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从三次思想解放看外资成长
每次思想解放，都会带来一次生产力的释放。二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也给外商来华投资带来三次机会。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使中国人的思想从极左思潮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以海外华侨为探路先锋，港澳商人前赴后继，到内地投资。
从一九八０年到一九九一年，中国累计批准了四万二千多个外资项目，协议外资金额五百二十六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二百五十亿美元。外资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
这一时期中国吸引外资主要投向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港澳和东南亚商人投资占六成以上，九成以上的外资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以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标志，中国人的思想从争论姓“社”姓“资”中解放出来。邓小平评价外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这一年，中国批准外资的项目数和协议金额一举超过前十二年的总和。
从此，外资在中国迅速成长，实际引进外资额节节升高，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现。此后的五年间，中国累计批准了二十四万多个外资项目，协议金额达四千一百六十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一千五百一十多亿美元。
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利用外资引进了一些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吸引外资开始起步，欧美商人和跨国公司开始钟情中国，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有长足进展。
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肯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股份制、混合经济从此名正言顺。中国人的思想从纠缠于“公”与“私”的矛盾中解脱出来。这对外资在中国的长久发展，其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
虽然近年来外资流入中国的势头趋缓，亚洲金融危机更给中国利用外资提出严峻挑战，但中国高层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更加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中国利用外资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后，进入了调整期。对于一个外资基数已然不小，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经济效益有待提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外资较大的数量规模是必要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是必需的。
改善投资环境，引导外资投向，实施外资多元化，扩大中西部开放，中国政府依然任重道远。
截至１９９９年６月中国吸收外资情况表
项目数 合同外资 实际使用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９２０ ４９．５８ １７．６９
１９８３ ６３８ １９．１７ ９．１６
１９８４ ２１６６ ２８．７５ １４．１９
１９８５ ３０７３ ６３．３３ １９．５６
１９８６ １４９８ ３３．３ ２２．４４
１９８７ ２２３３ ３７．０９ ２３．１４
１９８８ ５９４５ ５２．９７ ３１．９４
１９８９ ５７７９ ５６ ３３．９３
１９９０ ７２７３ ６５．９６ ３４．８７
１９９１ １２９７８ １１９．７７ ４３．６６
１９９２ ４８７６４ ５８１．２４ １１０．０８
１９９３ ８３４３７ １１１４．４ ２７５．１５
１９９４ ４７５４９ ８２６．８ ３３７．６７
１９９５ ３７０１１ ９１２．８２ ３７５．２１
１９９６ ２４５５６ ７３２．７６ ４１７．２６
１９９７ ２１００１ ５１０．０３ ４５２．５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８４８ ５２１．３２ ４５５．８２
１９９９前６月 ８０５２ ２０３．０４ １９５．３７
总计 ３３２７６４ ５９１９．２ ２８６０．２
中国入世利于外资长远发展
外资如今几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每一次政策的变动，每一回媒体的炒作，都会引来众说纷纭。
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起，中国取消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的税收优惠政策。此举一出，海外投资者议论纷纷：中国是否不再欢迎外资？
其实中国政府是试图通过逐步取消过往过多过滥的优惠政策，由地区倾斜向产业倾斜过渡，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准。但这一年在国内不断高涨的外资冲击民族工业的呼声，则令一些外商望而却步。
有关部门派出了十多个调查组，以详尽的数据说明：外资没有对国内产业造成全面冲击，即使是啤酒、洗涤剂这些被惊呼为“狼来了”的行业，外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不过三成左右。
外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表（至１９９８年）
固定资产 进出口 工业产值 工商税收 就业人口
１５％ ４９％ １９％ １３％ １８００万
一九九七年底的全国外资工作会议，承接中共十五大的精神，肯定外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外商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时中国吸引外资的形势相当严峻，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外资主要来源地亚洲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严重缩水，欧美资本也对亚洲徘徊观望。亚洲金融危机渐渐平息，逐渐恢复元气的有关国家竞争力明显增强，国际资本流动的九成又是以并购方式实现的，这给中国吸引外资带来新的挑战。
今年上半年，中国吸引外资的各项指标下跌一到二成，这对内需不旺、寻求经济新增长点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个不妙的信号。
中国政府提出应变之策：恢复对符合产业政策的设备和原材料进口的税收优惠；鼓励外商投资汽车、建材、电子信息和移动通讯、电力设备、感光材料等龙头产业的配套项目；推动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鼓励其在华设立研究开发中心；赋予外商地区总部投融资功能；明确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再投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地位和政策；对外企以出让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不再征收土地使用费；对加工贸易企业和商品分类管理……
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开放也屡有新举。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表示，中国将逐步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旅游、商业、教育、医疗、运输等领域，扩大开放地域、数量和经营范围，加快开放并规范会计、法律咨询等终结机构，减少中方控股、外商独资的限制。
专家指出，中国加入ＷＴＯ，对外资企业实施国民待遇势在必行，这包含两层涵意：一，取消原来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的过度优惠；二，取消原来对外资企业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歧视与限制。
中国加入ＷＴＯ，促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对外资在华发展，乃至中国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这比市场开放给外资企业带来的一时一地的商机更为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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