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国庆五十周年系列专版》之三

走向繁荣与昌盛 绘出希望和未来

作者：殷丹

文之一： 从一穷二白到丰衣足食

五十年，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瞬，好似弹指一挥。当中国人站在下一世纪的门口回眸近五十年走过的历程时，似乎可以这样说：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一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近百年的“实业救国”梦想终于实现。半个世纪前满目疮夷、国弱民贫的中国，其综合国力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数字往往是枯燥的，但它们却常常是最说明问题的。

一九五二年，新中国成立才三年，当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六百七十九亿元（人民币，下同）；到立国将满五十年前夕的去年，GDP 达到了七万九千五百五十三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七点七，明显高于同期世界百分之三左右的平均水平。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已由当年居后列位置跃居到第七位。

最能体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标志之一，就是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立国之初，占一半以上比重的是第一产业即农业，其次是约占百分之二十八的第二产业，最后是第三产业。如今，顺序已经变成了第二产业工业居首，占到百分之四十九以上；第三产业服务业次之，约占近百分之三十三的比重；农业比重则下降为百分之十八。

农业增加值由五十年代初的三百四十多亿元增至去年的近一万四千三百亿元。去年的粮食总产量超过了四亿九千万吨，是一九四九年的四点三倍。在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肉、蛋、水产品的的人均占有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以占世界总量十分之一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多的人口。

一九五二年时的工业增加值约为一百二十亿元，去年达到了三万三千五百四十多亿元，扣除价格因素，今昔相差了一百五十七倍多。中国现已成为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等产品的最大生产国，在发电量及棉布和化学纤维的生产方面则位列世界第二。事实上，大部分工业品均已供过于求。

一九五O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十一点三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达到近三千二百四十亿美元。二十年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在世界的排名是第三十二位，现在已升到了第十一位。五十年前，新中国还谈不上什么外汇储备；之后过了约三十年，到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也不过八点四亿美元；现在，外汇储备已增至一千四百五十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虽然人口不断增加，但绝大多数人脱离了贫困，剩下的四千二百万贫困人口将在本世纪末基本脱贫，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小康。

当然，由于人口规模庞大，许多在世界上位居前列的经济总量数值一旦化为“人均”值，中国就会跌落到中后位置，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差极远，有些方面甚至还不如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中国人有着充分清醒的认识，并且正在努力加以改变。

文之二： “香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成为首家合资企业的外资方

新中国对外资的利用完全是从无到有。

直到建国三十多年后的一九八O年，新中国才有了第一家合资企业。这家名叫“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企业由香港美心集团与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合资建立，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获得的注册编号是“OO一”。

港方投资者是自称“香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伍淑清，她担任这家公司的港方常务理事。伍氏家族在香港以制作西式餐点闻名，属于家族第二代成员的伍淑清曾以其在食品和餐厅管理方面的成绩当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因为按当时的规定，港商在内地的投资享受外商投资政策，所以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就成了由政府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审议批准的全国首家合资企业。

公司中方总经理张跃年回忆说，当时在出资比重上港方占四成，中方占六成，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中方出不起那四成钱，而是“我们需要学习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在企业发展中，港方给我们提供了经营人才、技术资料和管理标准，使企业的生产与国际接轨”，而这些当时全靠中方自己是很难做到的。

从一九九三年前起，中国连续五年都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在世界范围内则仅次于美国。中国现已累计批准建立了三十三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五千九百四十八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达到近二千八百九十亿美元；在全球五百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已有近四百家在中国开展了投资活动。

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对中国国民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外资在实现其投资者的经济利益的同时，有效地弥补了中国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增加了国家税收、外汇收入和就业岗位，并且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更新。中国人吸收随外资而来的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的过程，还推动和加快了本国产业与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融合。

文之三： 电话：从陌生的稀罕物到离不开的联络工具

刘女士生于本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北京，她至今仍清楚记得三十多年前一次不太愉快的打电话经历。

当时刘女士正在一所位于北京城西北郊的大学就读，学生宿舍楼的传达室设有公用电话，她可以由此往住在市中心的父母家挂电话。其实，同那时的绝大多数家庭一样，刘女士家里并没有电话。电话只能打到她家附近的一部公用电话上，由负责传呼的人叫她家里的人来接听。一天，刘女士有急事要通知家里，电话接通后她请传呼的人去找她母亲来听电话。由于传呼电话与她家相距几分钟的路程，传呼人又是位老者，等刘女士的哥哥代母亲赶来拿起听筒时线路已经断了。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终于通上话，兄妹俩为此相互埋怨了一番。“那会儿，打一次传呼电话实在是挺麻烦的。而且，住在附近二、三条胡同里的居民中有许多人都用那一部传呼电话，大家赶在一起时就要排队了。”回想当年，刘女士充满了感慨。

五十年前，北京人彼此沟通联络主要靠写信、请人顺便捎个口信和亲自走一趟。并非没有电话，只是除了政府机构中一些办公用的电话外，公用电话数量很少，私人住宅电话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五Ｏ年时，身为首都的北京城一共只有五十三部公用电话。因此，虽然公用电话传呼业务在一九五一年就有了，但并未迅速普及起来。等到了六十年代，市内的公用电话才增至一千三百七十来部。当时，不少公用电话都设在街道居委会所在地，负责看管和传呼的有很多是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电话距离绝大多数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还相当的远。

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对电话的需求逐渐扩大。一九八八年，北京的电话待装户比八年前增加了五倍多，达到八万一千户；与此同时，北京还开通了第一部“大哥大”。不过，那时居民住宅电话还不算多，大约平均每三百户家庭中有一户装了电话。

跨入九十年代后，电话开始大规模进入普通人家，并迅速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联络工具。从一九九三年起，北京的住宅电话以每年装机二十万至三十万部的速度增加。到一九九六年时，平均每三户居民就有一部电话了。到去年，北京的电话用户数达到了二百四十五万户。刘女士家的第一部电话安装于一九九Ｏ年。现在，她家不仅已装好了第二部程控电话，而且由于工作的需要，她的先生还买了一部手机。

三年前，北京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电话号码升至八位的城市。电话号码从最初的五位升至六位历经二十五年，从六位升到七位用了二十九年时间，而七位号码只保持了两年便升成了八位。

文之四： “中国造”国产名牌正在走向世界

两年前，在德国科隆国际家电博览会上，山东省青岛海尔集团的总裁张瑞敏向十二位欧洲商人颁发了“海尔产品专营证书”，授予他们在德国、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经营“海尔”牌空调、冰箱等系列家电产品的代理权。

中国驻德大使卢秋田参加了颁证仪式。这位拥有二十多年海外工作经历的大使说，他参加过很多会议，但“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激动，看到中国人给外国人颁发专营证书，真是让人感到扬眉吐气！”

张瑞敏说；“我们进入欧洲市场的目标就是创国际名牌，我们出口不仅仅是为了创汇，而是创名牌”。在颁发专营证书之前，海尔产品的质量已在欧洲经过了五年时间的销售考验。

在许多人眼里，名牌产品已经成为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代表与象征。

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消费品的生产与消费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人们在购买东西时没有什么太多挑选品牌的余地。八十年代期间，中国企业民族品牌产品的生产能力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由于自身存在着种种不足，加之国外名牌纷纷涌入，一度使进口品牌差不多成了优质产品的象征，进而引发了一片“保护、支持和发展民族品牌”急迫而热烈的呼声。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日益感受到了产品与企业形象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开始注重科技开发，控制并提高产品和售后服务的质量，一批国产民族名牌随之慢慢在市场上和消费者心中确立起来。比如，“长虹”、“TCL”、“康佳”大屏幕彩电，“联想”、“长城”电脑，“海尔”、“春兰”空调，“小天鹅”、“小鸭”洗衣机，“格兰仕”微波炉，“红塔山”香烟，“乐凯”胶卷，“嘉陵”摩托车，“鄂尔多斯”羊绒制品……这些国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在有些领域如空调、洗衣机已达到百分之八、九十。

在赢得了国内消费者认可的同时，一些国产品牌还打入了国外市场。

产品在澳大利亚登陆仅半年的四川长虹集团，已成功进入了当地的主流销售渠道。从今年年初起，长虹与澳大利亚一家专门经销家电产品的公司联手销售“长虹”彩电，几个月来竟几次出现货源短缺现象。

海尔的产品从九年前开始出口，现已出口到八十七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发展了六十多个专营商，拥有近三万个经销网点，大多分布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三年前，海尔集团获得了国际星级服务顶级荣誉“五星钻石奖”，成为亚洲家电行业第一家获此荣誉的企业。去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在亚太地区最具信用公司的评比中，海尔名列第七，是唯一进入前十名的中国企业。

两年前，国家经贸委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了六家企业对其进行重点扶持，希望他们能及早进入“世界五百家最大跨国公司”行列。海尔是六家企业之一。张瑞敏说，进入“五百强”不只是海尔的世界梦，也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世界梦。

文之五： 新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几个“第一”

中国南方一份相当活跃且颇受欢迎的杂志对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些“第一”进行了总结，其中能体现经济发展的包括：

第一条电视广告：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电视台在节目中打出了“上海电视台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的字样，随即播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长一点五分钟的“参桂补酒”广告。

第一条外商广告：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雷达表香港代理公司在上海《文汇报》第三版刊登了一条通栏广告。

第一家合资企业：一九八Ｏ年五月一日，由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和香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合资经营的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正式营业，合资期限八年，注册资本五百八十八万元。

第一批股票：作为一家接受个人和集体自愿认购股票并以此筹集资金的新型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开业。他们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证券部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一万股，每股五十元。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金融机构第一次发行股票。后来，邓小平将一张“飞乐”股票作为礼物送给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布什。

第一家破产的企业：一九八六年八月三日，连续亏损了十年、负债额已超过全部资产三分之二的沈阳防爆器材厂成为建国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企业。

第一条高速公路：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内地拥有了首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起止点为上海市区至市郊嘉定县南门。

第一家麦当劳餐厅：一九九Ｏ年十月八日，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市开业。

第一次拍卖破产合资企业：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已破产的天津辛普森家用电器有限公司的财产被整体拍卖给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

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一九九Ｏ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