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老九”本应是老大--思想者访问记之二

　　中新社北京八月二十五日电：题：刘吉：老九本应是老大--思想者访问记之二　　　　　　　　中新社记者　王晓晖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很长的时间里是被称作“臭老九”的。今天，“臭老九”不仅不臭了，不屈居老九了，而且还应被正位为老大。

　　听刘吉谈话，耳畔如枕大河，滔滔滚滚，思想和激情奔流不息。他个子不高，很有鼓动性，枯燥的理论到了他嘴里，立刻变得神采飞扬。

　　他说，“老九”应该是老大的话，不是他说的，是邓小平说的。邓小平在说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紧接着说了第二句话，就是“老九”应该是老大。

　　在记者一长串采访题目中，刘吉情有独钟地选择了知识分子问题。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刘吉，在共和国建立之初考入了清华大学。那时，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开始，所以，刘吉一心想做一名新中国的红色工程师。这愿望在他二十八岁时就实现了，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使他和他的初衷离得越来越远。

　　据说，文革中，刘吉当了八年的现行反革命，关于他的大小批斗会开了一百多次。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实话直说的习惯，还有他不因年龄增长而减少的热情。

　　刘吉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兴之所至唱起了年轻时的革命歌曲。他说，他和他同龄的知识分子一样，始终没有把自己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分开过。

　　当过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科学技术协会专职副主席、上海宣传部副部长、体改委主任，而后刘吉到了北京，参加中共十四大文件的起草，并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的生活和工作始终和知识分子紧密相连。所以，他才这么执着于老大和“老九”的问题吧？！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老九”应该成为老大。江泽民说，要科教兴国。刘吉也有一大套知识分子的理论：知识经济时代，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第一，要造就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第二，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劳动的主力军。

　　刘吉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一九五六年，美国白领超过了蓝领。他说，两次世界大战是重要事件，但本世纪以前也有非常残酷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苏联的解体是很重要的事件，但新的制度产生过程中受到的挫折是很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确立也经过多次反复的挫折。新的科技革命也是重大事件，但科技的革命，从过去到现在从未间断过。

　　只有白领和蓝领阶层的对比与变化，发生的时候静悄悄，而它引出的结果，却是革命性，爆炸性的。刘吉说，这意味着，脑力劳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劳动的主力军。此后，经济发达国家都显现了这一历史大趋势。九十年代，蓝领在他们社会劳动结构中的比例已降至百分之十到十五。据估计，下世纪初这个数字将更进一步减少到百分之五或以下。

　　“你有没有感到这个数字的历史震撼力？”刘吉目光如炬，声音令人震撼。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单纯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一百块钱、一千块钱，而是要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刘吉说，党应该召开第二次知识分子会议（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召开的），应该在全社会进行一次知识分子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教育。

　　“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第一生产力，依靠知识分子。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阶级基础不是那些首先掌握了第一生产力的人，那还算什么先锋队？”

　　“科教兴国不是一个科技的、教育的方针，而是一个全方位的方针，是一个治国方针。各级领导要意识到，想治理好这个国家，就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依靠知识分子。真心实意地依靠，全心全意地依靠！”

　　“什么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占整个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建好了。所以，社会主义一项根本任务就是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知识化，更准确地说是实现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化。”

　　刘吉很善于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外人想打破它很难。对内燃机颇有研究的刘吉，七十年代末转向研究科学学，并首创了中国的领导科学。当他写完《领导科学基础》后，就被调往领导岗位任职。他不同意，但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共产党员，还只想自己当专家？你应当成为培养千千万万专家的领导！

　　后来，刘吉又被调任上海宣传部副部长。当时，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共产党员不选择阵地，党叫在哪儿就在哪儿。第二，我不是合适的宣传部长人选。待有合适人选，我随时让出位置。

　　在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时，刘吉又说，我个人的理想还是做学问。趁思维还未衰退，坐上十年冷板凳，写两三本书。

　　当然，那本引起中外严重关注的《与总书记谈心》不算是他冷板凳上的研究成果。这本书是十七位博士、硕士的倾心竭力之作，刘吉给予了全力的支持。为了赶上这本书的撰写座谈会，刘吉用了三天时间，匆匆办完母亲的后事。然后登上飞机，赶往会场。

　　在那次为期三天的会议之后，刘吉审读了该书详尽的提纲。完稿后，他又通看全书，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这些事使那些年轻的博士、硕士们慨叹不已。据说，刘吉在他极力推动的青年社会科学论坛上，有许多话说得让人怦然心动。他说，在这里，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我一样可以和大家争得面红耳赤。这里无老无少，无贵无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刘吉今年六十五岁了，头上的白发渐渐多起来。但他心年轻，气很盛。据说，在他当副院长时，曾经发表过关于领导者与学者的高论，“领导者不要怕学者和你吵架。领导的智慧从哪来？学者们百家争鸣，你当领导的才能够择其善者而从之。把问题交给合适的专家去研究，这是领导者的水平。

　　从副院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快一年，刘吉终于能拣起他终日思索又搁置下来的那些问题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社会主义的困境和前途、科业革命论。前两个问题都很具有刘吉的色彩。几年来，刘吉两赴英国，不管日程安排得多紧，他都抽时间，沿着当年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路线走一圈，从伦敦东区，到曼彻斯特，进行考察。他要看看这一百多年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弄懂它，然后才能知道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在哪里。因为当代社会主义必须超越当代资本主义。

　　至于科业革命，则是对越来越成为社会主导产业的科学研究业的研究。这，似乎是回到了他原来的理科专业，但其实，仍然是刘吉思路的延续。他说，从狩业、牧业、农业到工业，今天的科业是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生产力形式，没有科业，是产生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

　　没有办法，刘吉心里想的，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这些字眼使他心动耳热。一名社会主义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刘吉永远不能改变的位置。所以，他注定是忙碌的，即使是去职退休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