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谔谔中南海--思想者访问记之三

　　中新社北京八月二十六日电　题：吴敬琏：谔谔中南海--思想者访问记之三　　　　　　　　　　　　　　　　中新社记者　　肖瑞　王晓晖

　　问起月前他在中南海的会议上，直言己见，争执得面红耳赤的事情，吴敬琏表情泰然而又淡然。这在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而且在他看来，忠实于科学，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样的会议，现在在中国已很经常--就重大的经济问题征求经济学家的意见，中央和政府的最高官员与学者对话。在这些领导和学者的身后，围坐成一圈的,是参加听取意见的政府各部门的部长。

　　吴敬琏就是在这样一个很郑重的场合，一如既往，直抒胸臆。而后，他就匆匆赶到外地，开始另一项工作。至于他一石之后漾开的重重涟漪，吴敬琏就没有时间去管了。

　　据说，十年前，也有过这么一次，在中南海里面红耳赤地争执起来。吴敬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工作的十五年来，这样的场面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不管是与高官、大贾，还是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直接的对话与交谈，吴敬琏都能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那时候，他只想着如何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得清楚明晰，其他的就顾不得许多了。

　　当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吴敬琏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他甚至也不会想到要这样做。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有的，只是对‘最高指示’、现行政策的诠释和辩护”。

　　也曾经真心地迷信“左”的思想和潮流，吴敬琏坦然承认参加过对自己老师孙冶方先生的口诛笔伐。那时，对于三十几岁的吴敬琏来说，政治上的正确比他的老师更重要。

十年之后，经过在干校对农民生活的亲身观察，经历了劳改，戴过了反革命的帽子，吴敬琏逐渐从迷幻中醒来，他对中国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探索的路有时就象中国改革的道路一样曲折和漫长。吴敬琏的幸运是，“文革”在给他无数精神摧折的同时，也给了他无数的时间，还给了他一个可遇不可求的老师和朋友--顾准。在劳改队里，吴敬琏和顾准相濡以沫。在顾准的帮助和启发下，吴敬琏开始恢复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研读和翻译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论著，同时学习中国史、世界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

　　八十年代初，吴敬琏又与机会相遇。与来华的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捷克经济学家锡克的接触交流，使吴敬琏在朦胧中似乎找到了中国“扩权”改革实验不成功的原因，开始萌发了重新学习经济学的强烈愿望。

　　而后，五十三岁的吴敬琏只身赴美，已是正教授的他在那里旁听了大学本科生的课程，从经济学原理学起，一直到博士生的讨论课。这一段对现代经济学的再学习，为他对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理解打下了较好的理论经济学基础，这种研究与思考使吴敬琏获得了一种信念：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应当是市场取向的，即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形成“整体协调”的改革。

　　据说，由于学习太紧张，在一九八四年回国的时候，吴敬琏已经累得说话时连舌头都不转了。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地赶回国内，因此，回国前，想和夫人到香港转一转的安排也取消了。

但回国后，吴敬琏一点也没有休息，就被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马洪拉到东北，起草一份关系改革大局、为在一九八二年遭到批判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翻案的论文。从此，吴敬琏就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转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成了一名“政府经济学家”。

　　对此,有人有疑义，有人有微词。吴敬琏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一个人在哪里工作，而在于他秉持什么样的主张。“并不因为你当了政府经济学家，就变得道德低下了。要那么清高干什么呢？你不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吗？不是要为人民造福吗？在政府机构里面，不是完全可以和在民间机构里做得同样好么！”

　　今年六十九岁的吴敬琏无意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是他的工作日，而且天天都要工作到午夜，他没时间心有旁骛。但他关于中国改革的研究成果，却日见丰硕：

　　--一九八四年，他参加马洪领衔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意见书的写作，为商品经济平反，为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了舆论准备；

　　--一九八五年，他到处宣传“三环节配套改革”的思想，后来终于为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接受；

　　--一九八六年，他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方案办副主任，成为中国政府制定第一个全面改革方案的起草负责人；

　　--一九九二年，他向党中央提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的建议，被中共十四大所采纳；

　　--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间，以他为首的课题组提出《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设计》以及相关改革方案，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九九七年，他领导的有关课题组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和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两份报告，为十五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突破作了准备；

　　--一九九八年，他又提出把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确定为中国的大战略的思想，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赞赏，中小企业发展的热潮逐渐兴起……

　　很难想象，这些经国济世、掷地有声的文字，就出自那个简朴的、拥挤又有些凌乱的书房。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几十年，吴敬琏一直住在夫人周南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宿舍里。一九八八年升级到了一座老式公寓楼，四间，没有厅。饭厅和厨房和为一体，饭桌临窗。周南说，坐在那里吃饭，就象坐在外面的树林里。

　　客厅里，悬挂着一帧很有讲究的画，那是四十八年前，吴作人、萧淑芳夫妇一人作花，一人写鸽，送给吴敬琏的继父陈铭德和母亲邓季惺夫妇的。如今，中国报业先驱陈铭德、邓季惺夫妇都已作古，吴敬琏就从他父母那里继承了这幅画。

　　一同承接过来的，还有母亲血液里流淌着的民主的意识、实业家的精神和积极进取、嫉恶如仇的性格。这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性格，它帮助吴敬琏度过许多生命里的难关。都知道吴敬琏是大名鼎鼎的“吴市场”，可有几人知道，当初，这“吴市场”可并非美誉，说的是他“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在当年可是一顶能压得人直不起腰来的大帽子。

　　后来，在中国，市场经济越来越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可，“吴市场”才变成人们对他当初具有先见之明的赞扬。对待这种褒扬或者贬抑，吴敬琏的态度没什么两样。有的只是他对经济学一贯的沉迷和对真理一贯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