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永远的批判者--思想者访问记之四

　　中新社北京八月二十七日电　题：钱理群：永远的批判者--思想者访问者之四　　　　　　　　中新社记者　王晓晖

　　北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都是一块精神的土壤。每次上课之前，北大教授钱理群都要在未名湖边走一走。他说，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

　　在千百次走过之后，钱理群参与完成了《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的编撰工作。他说，这样做不是想给北大的“右派”们平反，而是想研究，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北大学生为什么能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并显示出独立、自由的思想者品格。

　　　　　　“未来中国思想家可能以群体性的面目出现”

　　这本书或可成为他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这一课题和五十年来的共和国文化问题，近来一直在钱理群的大脑里萦回。

　　他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经济是计划经济，文化是计划文化，思想被纳入整个国家的发展计划中，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自由地批判和创造的权利。

　　中国近二十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大意义，是使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思想者的位置上来，摆脱精神萎缩的状态。钱理群说，开始出现了一批独立的思想者，分布在各个领域，这是历史的一个重大进步。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现在的中国都迫切地需要新的思想和思维，新的价值理念。但几十年文化的封闭，造成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根本的缺陷。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后来者，钱理群说，因为思想大家的出现不光依赖于个人的知识积累，还依赖于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

　　据他预测，将来这种思想家的出现可能是群体性的，不一定是个人。因为知识的发展越来越快，巨人型的思想家是越来越不容易产生了。　　

　　　　　　“我的责任是把民族的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精神的萎缩使得知识分子在很长时间里，都处在一种缺席状态。钱理群说，文革后期，很多人都感觉到，改革的时代到来了，需要有人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但实际上，承担了这一任务的，不是成熟的知识分子，而是当时的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半大的孩子。

　　他们的精神非常可贵，但不得不承认，思想的成果是很微小的。钱理群说，这使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缺少深刻周密的理论作为基础和引导。

　　本世纪有三件大事，第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是殖民帝国的瓦解，新兴民族国家的兴起，第三，是共产主义运动从兴起到高潮，到危机与变革，中国都处在焦点的位置上，按说，这应该导致有力度的思想的产生，而事实并非如此。

　　钱理群说，这跟我们民族一百年里付出的代价是不相称的。令他感到担忧的是，付了学费，但没有收获。而这种可能绝对存在。

　　在贵州当过十八年的语文教师，“精神流浪”时的钱理群常常空着肚子大啃鲁迅。“作为一个思想者，我的责任就是把我自身和民族共同经历的苦难，转化为精神的资源。”钱理群说。

　　　　　“我不看别人的脸色。我注重批判的彻底性”

　　向持批判立场的钱理群，其实是个挺和善的老头儿。他的书房大概超不过六平方米。参差错落的书籍上方，高悬着的，是一帧鲁迅像。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接着鲁迅的话往下说：阐释鲁迅；传播鲁迅思想的遗产。钱理群说，由于鲁迅思想的超前性和人们对他认识的不足，可以从他那里汲取一个做为自己批判的立足点。我也赖以鲁迅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成为一名独立的、自由的、批判的、有一定创造性的知识分子。

　　从贵州考回北大读研究生，钱理群已经两鬓微霜。而后，他从“老童生”变成了“老教授”，住到了北京西北的边缘地带．

　　而“边缘的位置”，正是钱理群给自己的定位。他说，要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关注社会是不可能的。我会在边缘位置上关心着中心的问题，并发布我的声音。

　　我不看别人的脸色！钱理群解释说，“别人”，是个宽泛的概念，不仅指当权者，也指民众。我坚持我的想法，对社会起一个制约的作用，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是一个声音！”--他的声音低沉而激越：“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我作为一名教授，可以使得学生们听到不同的声音。另一个是，对于社会来说，我的声音能起到某种制约的作用。”

　　他特别强调，我说的许多知识分子问题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一个真正的批判者，他最终的批判是指向自己的。否则，就很可能是个假道学家。

　　反对一切人奴役人的现象--这是钱理群艰难而痛苦地秉持的纯粹的批判立场。这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彼岸的目标，只可以接近，永不能到达。但它不可或缺，就象北斗星，有没有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九十年代初，在政治上压力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商品经济的压力又排山倒海而来，所以，在几年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都显得无所适从。

　　但九十年代末，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回过头来执着于精神，他们的争论触及到越来越根本的问题。这使钱理群感到欣慰。

　　他说，我们民族有两大弱点，一是想象力不足，一是理论思辩能力不够。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中国讲生存哲学，没有什么人乐意从事纯粹的精神活动。所以，几年前，我就在北京大学呼吁，中国需要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需要思想家或者思想家型的学者。　

　　从清教徒式的追求，到对个人的、物质欲望的呼唤；从物欲横流到人的神性的复苏，钱理群坚信，对精神的追求在一个时期会被压抑，但不会太长久。现在，返归精神的年轻人虽然比例很小，但总量并不小。摆来摆去，社会又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又达到一种生态的平衡。

　　而钱理群，则将潜入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通过文化现象剖析知识分子的精神。他最近出版了《一九四八--天地玄黄》，并着手撰写《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据说都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

　　共和国文化的研究将是钱理群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自己独特的机构、体制、观念和语言，形成了新的国民性。

　　所以，“我首先要做毛泽东思想研究，因为他是这个文化的缔造者。然后做知识分子五十年精神思想发展的研究，因为他们是这个文化的接受者。第三，就是写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