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当天，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个世界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9·11”一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时代》周刊跟踪调查了11位不同国家的各个阶层的人物：和平与繁荣年代当选的总统却发现自己不得不担负起指挥反恐战争的重任；原本准备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性战争的军人却不得不跑到阿富汗山洞去搜索敌人；一个一直在寻求进步的巴基斯坦女孩却发现她的同学对和平与进步产生了疑问———
遇难者的女儿
希拉里·斯特罗奇，今年12岁，她最喜欢的电视频道是“食品网”，这倒不是因为她特别喜欢烹饪，而是因为经过整整一年的观察，她发现只有在这个频道上看不到父亲遇难的画面。
电视新闻肯定是不能看了，MTV也一样，很多歌曲都以世贸中心被撞作背景。连专门为儿童们拍的《动物星球》，也有警犬从世贸废墟中穿过的镜头。斯特罗奇表示：“我只能选择‘食品网’，我并不关心主持人在教你做什么菜，选择这个频道是因为主持人从来不提‘9·11’。”
对于只有12岁的她来说，失去父亲，本来说如同进了地狱一般。更可怕的是，她在电视上亲眼看到了父亲消失的一瞬间。那天早上，父亲从世贸中心第99层的办公室两次给家里打电话，第一次非常平静，可第二次已经语声哽咽。他对斯特罗奇的妈妈说，他被困在办公室里，但一切平安，有人也正在想办法救他们。
几个小时后，斯特罗奇和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看录像，父亲所在办公室瞬间变成废墟。从此以后，斯特罗奇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连老师都把她拉到身边说：“你是我们的小英雄。”
可是，又有谁真正了解斯特罗奇的心思。在此之前，死亡对她来说是那样陌生，可小小年纪的她现在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
世贸中心废墟的幸存者
基尼尔·迈克米兰为什么能够活了下来？到9月11日上午10时28分，尚未来得及逃出世贸大厦的人几乎都“蒸发”了。和那些被困在高层的人不一样，迈克米兰的办公室设在北塔的第64层，她本来可以及时撤离的。
但由于当时太恐惧，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当北塔坍塌之时，她和许多人一样，正从B通道往下走。任何人亲眼所见，哪怕是通过电视看到世贸倒塌过程的人心里都清楚，要想逃生，除非出现奇迹。
的确，钢筋纷纷断裂，坚固的混疑土变成了粉末。但基尼尔被埋在一个橡胶袋中足足26个小时，于9月12日中午12时30分被救出。世贸被毁后，救援人员只从废墟中救出4名幸存者，基尼尔是最后一个获救。
一些遇难者的家属只能找到遇难者的一部分尸骨，更多的家属什么也没有找到，而基尼尔的家人发现她只是右腿被压断，身体的其他部位受了一点轻伤。今年1月，基尼尔的家人喜气洋洋地为她过了31岁生日。到5月份，她已经完全康复，甚至可以不用拐杖就能走路。
基尼尔能够活下来，是幸运？还是真的有“上帝之手”？当南塔被撞塌后，在北塔工作的人还有29分钟的逃生时间。可是，当时楼里到处都是烟。基尼尔他们好不容易摸到了B通道。好在楼梯里还有部分灯亮着，如果这些灯全熄了的话，他们可就麻烦了。
直到上午10点，也就是第一架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后1小时15分钟后，基尼尔他们和北塔一起向下坠去。四周全黑了，一切归于平静。可是，基尼尔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如同鸭子上架的总统
布什总统给世人的印象是思维简单，不管什么事情，他总要分出个黑与白，好与坏。他的这种处世方式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更加充分：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当然，如果你发动战争，这样泾渭分明的态度无可厚非，可是，“9·11”那个令人心悸的时刻越来越远时，当这个世界再度回复到“灰”色时，这样的态度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布什总统的顾问和盟友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甚至连一些共和党人也认为，布什忽视了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该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反恐怖战争上。事实上，民意调查也说明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只有30%的被访者认为，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反恐怖战争比其他问题更重要。而认为其他问题比反恐重要的人数占被调查总人数的61%。
布什总统的一位顾问私下说：“如果他把全球性的反恐怖战争继续下去，他是否有机会连任总统？”
“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直线上升，那是因为当时的局势使然，但现在一年过去了，再看现在的布什，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留名青史机会自己找上门来，可惜布什总统没有能力抓住它。
对美国不满的青少年
萨娜·沙今年16岁，她和家人住在巴基斯坦拉霍尔市富裕的郊区，在这里，她所看到的卫星电视频道并不比美国人看到的少。
萨娜是一个爱笑的孩子，但一年前发生的那一幕让她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去年9月11日，她和妈妈在看电视，首先看到的是世贸双塔的倒掉，接着看到了美国人愤怒的报复：穆斯林的商店被捣毁；看上去像阿拉伯人的出租车司机被拽出车外毒打一顿。
她立即给身在美国的哥哥打电话，想搞清楚他是否平安。在此之前，萨娜到过美国，对国际事务也持宽容态度，因为她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名世界公民。可是，今年，她的“世界公民”思想受到严峻挑战。
她爱伊斯兰，也喜欢美国，可是，“9·11”事件后发生的一切，都把她搞糊涂了。巴基斯坦的好战分子的行为，让她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而美国对遭到恐怖袭击的反应也让她彻底失望。她说：“美国人想通过杀死阿富汗人来达到报复的目的。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些阿富汗平民和死在世贸中心内的人一样，都是无辜的！”
开始，萨娜站在美国一边，支持打击恐怖主义。但自去年10月美国开始空袭阿富汗后，萨娜和许多巴基斯坦人一样，对美国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为什么阿富汗平民的生命就那么不值钱呢？”
去年11月，她应“和平种子”组织的邀请来到美国，她从美国人口中听到的都是伊斯兰是一种如何如何暴力的宗教；她在眼中看到的都是美国人如何怀疑入境的穆斯林。她反驳说：“美国人错了，我觉得有必要向美国人解释一下。对于入境的人，美国人当然可以搜身，但要搜就要搜每一个人，不能只搜穆斯林！”
来不及见新生儿的美国士兵
当他和其他40名士兵以及每个人携带的80磅重的行李挤进直升机后，兰迪尔·佩雷斯几乎连喘气的地方都没有了。
他们在黑暗中向阿富汗东部的沙希科特山谷飞去，机舱里的昏暗的灯光打在这些隶属美国陆军第十山地师士兵的脸上。他们有的在聊着即将来到的战斗，有的利用这段时间小睡一会儿。而佩雷斯则把一张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口上。
这是今年3月初的一天，佩雷斯来到阿富汗后，他的儿子罗密欧才来到人间。他是通过互联网收到儿子的照片的。他在想儿子长成什么样了，在想如果自己在阿富汗发生了意外，见不到儿子怎么办。
直升机飞到指定区域，佩雷斯只能把思绪收回来。等走下直升机，他才发现，他们像是飞进了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敌人已经在这里等待他们多时了。他们准备从这里冲出去。可是他们在明处，低处；敌人在暗处，高处。突出重围谈何容易。
这一仗，佩雷斯所在部队伤亡惨重，佩雷斯保住了性命。3月18日，负责指挥反恐怖战争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将军授予佩雷斯青铜星章。
佩雷斯于4月份回国，此时，他的儿子已经快9个月大了。他说，终有一天，他会对儿子讲述他在阿富汗的故事：“我会告诉他战争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迷人；我会告诉他，我希望他以后不要当步兵。”
再度上岗的阿富汗妇女
塔利班于去年11月逃离喀布尔后的第三天，一位头戴伊斯兰面纱的妇女出现在喀布尔机场。没有谁去正面看她一眼，可是，当她向守卫空军总部的北方联盟卫兵走来时，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这位妇女。
卫兵冲她说：“大妈，回家吧！出去，回家吧！”这位身材细小的妇女不仅没有后退，反而边撕下面纱边冲卫兵喊：“我不是你大妈！我负责训练士兵，我叫卡托尔！”听到这个名字后，卫兵连声说：“对不起”，慌忙打开大门，紧张得连敬礼都忘了。
卡托尔·穆哈马德扎伊是阿富汗职位最高的女性，也是阿富汗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伞兵。那天是她在被塔利班强制性地退役后，第一次走进空军总部。她的孩子不到一岁，卡托尔便成了寡妇，她成为塔利班禁止妇女参加工作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虽然卡托尔接受了比大部分阿富汗妇女更好的教育，可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下，要找一份工作仍然困难重重。现在，她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所以迫不及待地用军装换下了那身传统服装。
现在，卡托尔负责空军的身体训练，可是，经过了22年的战乱后，训练用的最简单的器材都不容易找到，一些士兵甚至连鞋子都没有。对于阿富汗军队的前景，卡托尔和其他国民一样茫然。
一级警戒的海关官员
本·安德逊今年55岁，是连接温德索和底特律之间的大使桥海关检查站的首席检查官。“9·11”事件提醒美国人，恐怖分子随时有可能通过海关把脏弹甚至核弹偷偷运到美国，再度对美国发动致命打击，所以，海关成了美国人的一块心病。
安德逊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但他对海关存在的漏洞忧心忡忡。他说：“检查人员一般需要25秒到30秒的时间来判断过往司机是否在说谎。由于过往车辆太多，我们大多数时候只能凭感觉。”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海关进入最严厉的一级警戒状态。袭击事件后的最初几天，大使桥上的车辆排起了长龙，有时候长达26英里！安德逊所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今年4月26日，安德逊的妻子琳达发现凌晨四点了，他还坐在那里打电话。原来，一只可疑手提箱被人放在海关停车场的中央。安德逊立即下令：“给炸弹小队打电话！我随后就到。”
等他赶到现场时，炸弹小队已经开始工作了，警犬把手提箱嗅了个遍，最后证明里面没有爆炸物。安德逊松了一口气：“在现在这种局势下，你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意。”
现在，海关检查人员的装备已经鸟枪换炮。他们的辐射探测器异常灵敏，即使他们走过那些接受过放射治疗的人的身边，探测器都会鸣叫起来。他们还配备了半自动手枪，接受了处理生化武器训练。即使如此，安德逊仍然不得不承认，做到万无一失，难于上青天。
控告总统的辩护律师
2002年5月15日是达娜·纽曼在联邦法庭上出任纽约南区的公共辩护人的第一天，这个角色有点像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如果有人需要律师，那么她就是。达娜表示：“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担任这个角色，如果有人需要我，我就要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5月15日这天，真的有人迫切需要她。此人名叫帕迪拉，曾是芝加哥一犯罪集团成员，现在被指控为“基地”组织未来的脏弹制造者。为他辩护的人正是达娜。
当有一天她和这位新的委托人首次在曼哈顿法庭上见面时，她并没有因为为一名恐怖嫌疑犯辩护而苦恼，她只是做了美国人自“9·11”后各地都能见到的事情而已。她对政府拘捕她的委托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法官原计划于6月11日就帕迪拉案作出裁决，可是就在6月10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帕迪拉被戴上手铐脚镣，秘密转到一座海军兵营看守！帕迪拉既没有受到正式指控，律师和其他人员也不能探视，他成为第一个在没有正式指控的情况下，被关押起来的美国公民。
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引发了政府是否有权剥夺公民的宪法保护的全国性争论。在达娜看来，是布什总统窃走了她的委托人，违反了法律，而把委托人要回来，成了她的工作。于是，她把布什总统告上了法庭。
最后，法庭驳回了达娜的要求，理由是，帕迪拉并不是被布什总统关押起来的，一家地方法庭也无权因为总统的工作表现不好而传讯他。达娜也无权代表帕迪拉打这场官司，她是在错误的地点告错了人。但达娜表示，她不会就此认输，她还会继续收集材料，把这场官司进行到底。
大胆心细的空中小姐
空中小姐克里斯蒂娜·琼斯伸出她的右手，上面有一个明显的牙印。这是“鞋跟炸弹”的制作者理查德·莱德留下的。去年12月，琼斯所在63航班飞行到大西洋上空时，她发现莱德有可疑行为，两人发生争斗。在与莱德的扭打过程中，另一位空中小姐海尔米斯·蒙塔迪尔也留下了伤痕，只不过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出来了而已。
一分钟之前，她们是令人羡慕的空中小姐，一分钟后她们又处在战争的最前沿！这种过渡从“9·11”事件发生的当天就开始了。这一事件发生后，作为单身妈妈的琼斯一直在安慰自己的7岁儿子伊安，告诉他，她的飞机上发生“9·11”这样的事情的机会很小很小。可是这些话有时候连她自己都不相信。但她不能不工作，“9·11”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琼斯就开始了空中生活。
蒙塔迪尔的情况比琼斯还要严重。“9·11”事件发生一个月了，可她一提上飞机就害怕。蒙塔迪尔表示：“事实上，自去年秋天以来，各个航班相对来说还是很安全的，并没有发生可怕的事情。但空中小姐们虽然嘴上不说，从她们的脸上就能看出来，她们真的很害怕。”
几个月后，琼斯她们的工作终于恢复到正常，空中小姐的心态很平和了。就在这个时候，“鞋跟炸弹”事件发生了。好在由于两位空中小姐及时发现了问题，一场悲剧才得以避免。但琼斯遇到了难题：她该如何向儿子解释这一切。
遇难人员的赔偿特别主管
芬伯格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但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深刻，而且有时候会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作为联邦政府“9·11”遇难者赔偿基金会的特别主管，他必须为那些失去的生命作出价格上的评估———这真是一项残酷的工作。
事实上，为死去的人作出价格评估，美国已经拥有一套现成的方案，芬伯格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家人相信遇难者就值这个价！
但芬伯格表示：“从某些角度说，这份工作做起来很容易。毕竟申请赔偿金的人数是基本确定了的，也就是3000人，或者3200人。”最难控制的是遇难者家人的情绪，这种愤怒的情绪他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人表示，他们根本不管所提的要求是否合理，因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芬伯格并不擅长做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以前也没有任何调解经验，后来竟然鬼使神差地走上了调解这一行，他的“芬伯格集团”成为享誉全美国的仲裁机构。去年12月，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请他出任遇难者赔偿基金会主管，他答应了。
政府设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政治和经济恶梦，美国国会的要求是，凡是从这个基金会领取赔偿金的人，必须自动放弃起诉航空公司和政府的权利。出于经济和申请者的考虑，基金会必须在2003年12月之前，处理完所有赔偿申请。
芬伯格行动极其迅速，而且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遇难者家人要求，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他表示，真的希望这种悲剧不再上演，这比什么样的评价都珍贵。“9·11”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杨孝文“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当天，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个世界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9·11”一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时代》周刊跟踪调查了11位不同国家的各个阶层的人物：和平与繁荣年代当选的总统却发现自己不得不担负起指挥反恐战争的重任；原本准备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性战争的军人却不得不跑到阿富汗山洞去搜索敌人；一个一直在寻求进步的巴基斯坦女孩却发现她的同学对和平与进步产生了疑问———
遇难者的女儿
希拉里·斯特罗奇，今年12岁，她最喜欢的电视频道是“食品网”，这倒不是因为她特别喜欢烹饪，而是因为经过整整一年的观察，她发现只有在这个频道上看不到父亲遇难的画面。
电视新闻肯定是不能看了，MTV也一样，很多歌曲都以世贸中心被撞作背景。连专门为儿童们拍的《动物星球》，也有警犬从世贸废墟中穿过的镜头。斯特罗奇表示：“我只能选择‘食品网’，我并不关心主持人在教你做什么菜，选择这个频道是因为主持人从来不提‘9·11’。”
对于只有12岁的她来说，失去父亲，本来说如同进了地狱一般。更可怕的是，她在电视上亲眼看到了父亲消失的一瞬间。那天早上，父亲从世贸中心第99层的办公室两次给家里打电话，第一次非常平静，可第二次已经语声哽咽。他对斯特罗奇的妈妈说，他被困在办公室里，但一切平安，有人也正在想办法救他们。
几个小时后，斯特罗奇和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看录像，父亲所在办公室瞬间变成废墟。从此以后，斯特罗奇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连老师都把她拉到身边说：“你是我们的小英雄。”
可是，又有谁真正了解斯特罗奇的心思。在此之前，死亡对她来说是那样陌生，可小小年纪的她现在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
世贸中心废墟的幸存者
基尼尔·迈克米兰为什么能够活了下来？到9月11日上午10时28分，尚未来得及逃出世贸大厦的人几乎都“蒸发”了。和那些被困在高层的人不一样，迈克米兰的办公室设在北塔的第64层，她本来可以及时撤离的。
但由于当时太恐惧，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当北塔坍塌之时，她和许多人一样，正从B通道往下走。任何人亲眼所见，哪怕是通过电视看到世贸倒塌过程的人心里都清楚，要想逃生，除非出现奇迹。
的确，钢筋纷纷断裂，坚固的混疑土变成了粉末。但基尼尔被埋在一个橡胶袋中足足26个小时，于9月12日中午12时30分被救出。世贸被毁后，救援人员只从废墟中救出4名幸存者，基尼尔是最后一个获救。
一些遇难者的家属只能找到遇难者的一部分尸骨，更多的家属什么也没有找到，而基尼尔的家人发现她只是右腿被压断，身体的其他部位受了一点轻伤。今年1月，基尼尔的家人喜气洋洋地为她过了31岁生日。到5月份，她已经完全康复，甚至可以不用拐杖就能走路。
基尼尔能够活下来，是幸运？还是真的有“上帝之手”？当南塔被撞塌后，在北塔工作的人还有29分钟的逃生时间。可是，当时楼里到处都是烟。基尼尔他们好不容易摸到了B通道。好在楼梯里还有部分灯亮着，如果这些灯全熄了的话，他们可就麻烦了。
直到上午10点，也就是第一架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后1小时15分钟后，基尼尔他们和北塔一起向下坠去。四周全黑了，一切归于平静。可是，基尼尔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如同鸭子上架的总统
布什总统给世人的印象是思维简单，不管什么事情，他总要分出个黑与白，好与坏。他的这种处世方式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更加充分：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当然，如果你发动战争，这样泾渭分明的态度无可厚非，可是，“9·11”那个令人心悸的时刻越来越远时，当这个世界再度回复到“灰”色时，这样的态度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布什总统的顾问和盟友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甚至连一些共和党人也认为，布什忽视了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该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反恐怖战争上。事实上，民意调查也说明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只有30%的被访者认为，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反恐怖战争比其他问题更重要。而认为其他问题比反恐重要的人数占被调查总人数的61%。
布什总统的一位顾问私下说：“如果他把全球性的反恐怖战争继续下去，他是否有机会连任总统？”
“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直线上升，那是因为当时的局势使然，但现在一年过去了，再看现在的布什，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留名青史机会自己找上门来，可惜布什总统没有能力抓住它。
对美国不满的青少年
萨娜·沙今年16岁，她和家人住在巴基斯坦拉霍尔市富裕的郊区，在这里，她所看到的卫星电视频道并不比美国人看到的少。
萨娜是一个爱笑的孩子，但一年前发生的那一幕让她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去年9月11日，她和妈妈在看电视，首先看到的是世贸双塔的倒掉，接着看到了美国人愤怒的报复：穆斯林的商店被捣毁；看上去像阿拉伯人的出租车司机被拽出车外毒打一顿。
她立即给身在美国的哥哥打电话，想搞清楚他是否平安。在此之前，萨娜到过美国，对国际事务也持宽容态度，因为她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名世界公民。可是，今年，她的“世界公民”思想受到严峻挑战。
她爱伊斯兰，也喜欢美国，可是，“9·11”事件后发生的一切，都把她搞糊涂了。巴基斯坦的好战分子的行为，让她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而美国对遭到恐怖袭击的反应也让她彻底失望。她说：“美国人想通过杀死阿富汗人来达到报复的目的。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些阿富汗平民和死在世贸中心内的人一样，都是无辜的！”
开始，萨娜站在美国一边，支持打击恐怖主义。但自去年10月美国开始空袭阿富汗后，萨娜和许多巴基斯坦人一样，对美国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为什么阿富汗平民的生命就那么不值钱呢？”
去年11月，她应“和平种子”组织的邀请来到美国，她从美国人口中听到的都是伊斯兰是一种如何如何暴力的宗教；她在眼中看到的都是美国人如何怀疑入境的穆斯林。她反驳说：“美国人错了，我觉得有必要向美国人解释一下。对于入境的人，美国人当然可以搜身，但要搜就要搜每一个人，不能只搜穆斯林！”
来不及见新生儿的美国士兵
当他和其他40名士兵以及每个人携带的80磅重的行李挤进直升机后，兰迪尔·佩雷斯几乎连喘气的地方都没有了。
他们在黑暗中向阿富汗东部的沙希科特山谷飞去，机舱里的昏暗的灯光打在这些隶属美国陆军第十山地师士兵的脸上。他们有的在聊着即将来到的战斗，有的利用这段时间小睡一会儿。而佩雷斯则把一张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口上。
这是今年3月初的一天，佩雷斯来到阿富汗后，他的儿子罗密欧才来到人间。他是通过互联网收到儿子的照片的。他在想儿子长成什么样了，在想如果自己在阿富汗发生了意外，见不到儿子怎么办。
直升机飞到指定区域，佩雷斯只能把思绪收回来。等走下直升机，他才发现，他们像是飞进了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敌人已经在这里等待他们多时了。他们准备从这里冲出去。可是他们在明处，低处；敌人在暗处，高处。突出重围谈何容易。
这一仗，佩雷斯所在部队伤亡惨重，佩雷斯保住了性命。3月18日，负责指挥反恐怖战争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将军授予佩雷斯青铜星章。
佩雷斯于4月份回国，此时，他的儿子已经快9个月大了。他说，终有一天，他会对儿子讲述他在阿富汗的故事：“我会告诉他战争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迷人；我会告诉他，我希望他以后不要当步兵。”
再度上岗的阿富汗妇女
塔利班于去年11月逃离喀布尔后的第三天，一位头戴伊斯兰面纱的妇女出现在喀布尔机场。没有谁去正面看她一眼，可是，当她向守卫空军总部的北方联盟卫兵走来时，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这位妇女。
卫兵冲她说：“大妈，回家吧！出去，回家吧！”这位身材细小的妇女不仅没有后退，反而边撕下面纱边冲卫兵喊：“我不是你大妈！我负责训练士兵，我叫卡托尔！”听到这个名字后，卫兵连声说：“对不起”，慌忙打开大门，紧张得连敬礼都忘了。
卡托尔·穆哈马德扎伊是阿富汗职位最高的女性，也是阿富汗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伞兵。那天是她在被塔利班强制性地退役后，第一次走进空军总部。她的孩子不到一岁，卡托尔便成了寡妇，她成为塔利班禁止妇女参加工作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虽然卡托尔接受了比大部分阿富汗妇女更好的教育，可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下，要找一份工作仍然困难重重。现在，她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所以迫不及待地用军装换下了那身传统服装。
现在，卡托尔负责空军的身体训练，可是，经过了22年的战乱后，训练用的最简单的器材都不容易找到，一些士兵甚至连鞋子都没有。对于阿富汗军队的前景，卡托尔和其他国民一样茫然。
一级警戒的海关官员
本·安德逊今年55岁，是连接温德索和底特律之间的大使桥海关检查站的首席检查官。“9·11”事件提醒美国人，恐怖分子随时有可能通过海关把脏弹甚至核弹偷偷运到美国，再度对美国发动致命打击，所以，海关成了美国人的一块心病。
安德逊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但他对海关存在的漏洞忧心忡忡。他说：“检查人员一般需要25秒到30秒的时间来判断过往司机是否在说谎。由于过往车辆太多，我们大多数时候只能凭感觉。”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海关进入最严厉的一级警戒状态。袭击事件后的最初几天，大使桥上的车辆排起了长龙，有时候长达26英里！安德逊所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今年4月26日，安德逊的妻子琳达发现凌晨四点了，他还坐在那里打电话。原来，一只可疑手提箱被人放在海关停车场的中央。安德逊立即下令：“给炸弹小队打电话！我随后就到。”
等他赶到现场时，炸弹小队已经开始工作了，警犬把手提箱嗅了个遍，最后证明里面没有爆炸物。安德逊松了一口气：“在现在这种局势下，你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意。”
现在，海关检查人员的装备已经鸟枪换炮。他们的辐射探测器异常灵敏，即使他们走过那些接受过放射治疗的人的身边，探测器都会鸣叫起来。他们还配备了半自动手枪，接受了处理生化武器训练。即使如此，安德逊仍然不得不承认，做到万无一失，难于上青天。
控告总统的辩护律师
2002年5月15日是达娜·纽曼在联邦法庭上出任纽约南区的公共辩护人的第一天，这个角色有点像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如果有人需要律师，那么她就是。达娜表示：“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担任这个角色，如果有人需要我，我就要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5月15日这天，真的有人迫切需要她。此人名叫帕迪拉，曾是芝加哥一犯罪集团成员，现在被指控为“基地”组织未来的脏弹制造者。为他辩护的人正是达娜。
当有一天她和这位新的委托人首次在曼哈顿法庭上见面时，她并没有因为为一名恐怖嫌疑犯辩护而苦恼，她只是做了美国人自“9·11”后各地都能见到的事情而已。她对政府拘捕她的委托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法官原计划于6月11日就帕迪拉案作出裁决，可是就在6月10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帕迪拉被戴上手铐脚镣，秘密转到一座海军兵营看守！帕迪拉既没有受到正式指控，律师和其他人员也不能探视，他成为第一个在没有正式指控的情况下，被关押起来的美国公民。
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引发了政府是否有权剥夺公民的宪法保护的全国性争论。在达娜看来，是布什总统窃走了她的委托人，违反了法律，而把委托人要回来，成了她的工作。于是，她把布什总统告上了法庭。
最后，法庭驳回了达娜的要求，理由是，帕迪拉并不是被布什总统关押起来的，一家地方法庭也无权因为总统的工作表现不好而传讯他。达娜也无权代表帕迪拉打这场官司，她是在错误的地点告错了人。但达娜表示，她不会就此认输，她还会继续收集材料，把这场官司进行到底。
大胆心细的空中小姐
空中小姐克里斯蒂娜·琼斯伸出她的右手，上面有一个明显的牙印。这是“鞋跟炸弹”的制作者理查德·莱德留下的。去年12月，琼斯所在63航班飞行到大西洋上空时，她发现莱德有可疑行为，两人发生争斗。在与莱德的扭打过程中，另一位空中小姐海尔米斯·蒙塔迪尔也留下了伤痕，只不过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出来了而已。
一分钟之前，她们是令人羡慕的空中小姐，一分钟后她们又处在战争的最前沿！这种过渡从“9·11”事件发生的当天就开始了。这一事件发生后，作为单身妈妈的琼斯一直在安慰自己的7岁儿子伊安，告诉他，她的飞机上发生“9·11”这样的事情的机会很小很小。可是这些话有时候连她自己都不相信。但她不能不工作，“9·11”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琼斯就开始了空中生活。
蒙塔迪尔的情况比琼斯还要严重。“9·11”事件发生一个月了，可她一提上飞机就害怕。蒙塔迪尔表示：“事实上，自去年秋天以来，各个航班相对来说还是很安全的，并没有发生可怕的事情。但空中小姐们虽然嘴上不说，从她们的脸上就能看出来，她们真的很害怕。”
几个月后，琼斯她们的工作终于恢复到正常，空中小姐的心态很平和了。就在这个时候，“鞋跟炸弹”事件发生了。好在由于两位空中小姐及时发现了问题，一场悲剧才得以避免。但琼斯遇到了难题：她该如何向儿子解释这一切。
遇难人员的赔偿特别主管
芬伯格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但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深刻，而且有时候会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作为联邦政府“9·11”遇难者赔偿基金会的特别主管，他必须为那些失去的生命作出价格上的评估———这真是一项残酷的工作。
事实上，为死去的人作出价格评估，美国已经拥有一套现成的方案，芬伯格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家人相信遇难者就值这个价！
但芬伯格表示：“从某些角度说，这份工作做起来很容易。毕竟申请赔偿金的人数是基本确定了的，也就是3000人，或者3200人。”最难控制的是遇难者家人的情绪，这种愤怒的情绪他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人表示，他们根本不管所提的要求是否合理，因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芬伯格并不擅长做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以前也没有任何调解经验，后来竟然鬼使神差地走上了调解这一行，他的“芬伯格集团”成为享誉全美国的仲裁机构。去年12月，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请他出任遇难者赔偿基金会主管，他答应了。
政府设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政治和经济恶梦，美国国会的要求是，凡是从这个基金会领取赔偿金的人，必须自动放弃起诉航空公司和政府的权利。出于经济和申请者的考虑，基金会必须在2003年12月之前，处理完所有赔偿申请。
芬伯格行动极其迅速，而且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遇难者家人要求，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他表示，真的希望这种悲剧不再上演，这比什么样的评价都珍贵。
作者：杨孝文 《法制日报》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