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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日报》为国民党党报，是国民党的御用舆论工具。自三四十年代始，报纸几乎每期都要准时送到蒋介石的案头，公务之余浏览当日《中央日报》，则成了蒋介石的一种习惯。

　　1947年2月20日，因发动内战而身心疲惫的蒋介石在沙发上小憩片刻后，习惯性地拿起当天的《中央日报》，突然，一行醒目大字直刺他的眼帘，只见在紧挨着报头左边的广告栏里赫然印着卡尔·马克思原著《资本论》广告，下面还有两行竖排介绍，称《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结晶”。蒋介石大为震怒，没想到国民党党报竟为共产主义作宣传。他立即召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怒不可遏地下令收回当日全部《中央日报》，并当着吴铁城的面马上命令《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彻底追查。次日，南京的另一份官报《救国日报》则借题发挥，发表《＜中央日报＞竟为共党张目》的社论，该报总编辑绰号“大炮”的龚德柏连发“炮弹”，大骂《中央日报》“利令智昏，饮鸩止渴”，并指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渎职，要求其引咎辞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中央日报广告事件”。

　　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即是当年南京正风出版社的创始人陈汝言。30年代初，陈汝言考进上海《新闻晚报》做练习生，又先后在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工补习学校和李公仆主持的量才学校补习。不久，主编《暮鼓》期刊，并结识了黄洛峰、艾思奇、邹韬奋、胡愈之等出版界先驱人物。抗战爆发后，陈汝言辗转抵达重庆，在沙坪坝办起了第一家书店。1942年，在徐悲鸿、柳亚子等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下，陈汝言创办了正风出版社，由此涉足出版界。抗战结束后，陈汝言将正风出版社总社东迁上海滇池路100号。同时在南京大行宫设立正风出版社门市部，又称正风图书公司，出版发行大量进步书籍。由于工作关系，陈汝言经常风尘仆仆地往返于沪宁之间。

　　当时上海四川北路上有一家影响颇大的读书出版社，其总经理即为黄洛峰。黄洛峰为1927年的中共党员，他以出版社为掩护做党的秘密工作。陈汝言视黄洛峰为良师益友，每到上海必去看望，促膝而谈，酣畅而别。1947年2月上旬的一天，陈汝言又来到读书出版社。这次，他们聊起了时局。黄洛峰为陈汝言泡上一杯清香的浓茶，心情颇为沉重地说：“政治谈判破裂，军事较量加剧，我们留在上海、南京的人担子更重了。”接着，黄洛峰话锋一转告诉陈汝言，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再版本已修订完毕，将由读书出版社出版。

　　对《资本论》，陈汝言并不陌生。最早将《资本论》翻译成中文的是原上海大厦大学哲学系毕业生郭大力和原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生王亚南。1939年春，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终于在上海面世，初版即印3000多部。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均产生很大影响。

　　而这次黄洛峰谈到的则是经过郭、王修订后的《资本论》再版本。黄洛峰告诉陈汝言，《资本论》再版本共3卷，200多万字，成本较大，拟采取预约订购方式。最后他们商定南京方面的预约工作由正风出版社负责。这时，黄洛峰突然给陈汝言出了一个难题，他说：“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刊登一个《资本论》的广告？”

　　陈汝言不禁大吃一惊，《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直接受国民党中宣部控制，在国民党中央党报上刊登宣传共产主义的广告，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黄洛峰的神情非常严肃和认真，他说：“国民党的反动气焰越是嚣张，我们越要采用各种有效对策。我们可以利用商业广告这个形式，在他们反共最得力、发行量最大的御用报纸上，宣传马克思主义，造成国民党军政各界思想上的混乱。”陈汝言知道这是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当即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任务。随后，他们详细讨论了实施这一计划的有关细节。

　　当时的《中央日报》是对开两张8版，全部直排，第一版分上下两栏，上栏半版右侧为报名，左侧更为广告，根据这种编排版式，黄洛峰安排专人设计了广告纸型。翌日，黄洛峰将广告纸型和60万元广告费交给了即将返宁的陈汝言，并紧握他的手说：“回到南京后，千万要小心，要见机行事，切不可冒失。”

　　抵宁后的陈汝言既紧张，又兴奋。经过缜密筹划后，他决定冒风险直闯《中央日报》广告科一试。南京《中央日报》坐落于新街口一幢30年代兴建的3层楼。这天，陈汝言直接来到报社广告科，对一位年轻的广告业务员说：“上海有家读书出版社准备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委任我在南京办理预订手续，我想在贵报刊登一则广告。”接着，陈汝言介绍了这部经济学著作在欧美是公开发行的，而且还列入大学经济学课程，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著作。这位年轻的广告员并不知道《资本论》是什么性质的书，他称“这类广告从未刊登过，既然是纯学术性著作，当然可以。”陈汝言闻之甚喜，觉得有望，便趁热打铁地说：“日前各报馆都在争取广告收益，我这个广告可加付一倍广告费。”广告员见有利便一口应允。次日，陈汝言将广告纸样及120万元广告费交给《中央日报》广告科。其中，陈汝言自己垫支了60万元。

　　《资本论》广告终于出现在《中央日报》上，这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商业”行为，陈汝言事后说：“《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反共宣传的橱窗，在这个众目睽睽的地方，果真刊登出这样一则明显是赞扬马克思的广告，不啻是向这个橱窗投掷了一颗重磅炸弹。”

　　广告刊出后，蒋介石大怒，彭学沛狼狈不堪，马星野更是惊恐万状。国民党头号官报的“反共失察”，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摘自《纵横》，2001年12月号，刘小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