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版文章之版权属于原作者及原刊载媒体，如转载请与原刊载媒体联系，谢谢合作。

　　小长篇丛书“红月亮”即将推出“中国大陆最有争议的作家”柯云路的新著《合欢》，本文为作者柯云路和责编朱洪海就《合欢》的对话录。

　　朱：我读过《合欢》后的第一个感觉是相当欣喜的，在当前诸多关注现实生活的创作中，合欢这个人物的确立，在当代文学中是有着她的意义的。

　　柯：谢谢你对《合欢》的喜爱。写作《合欢》对我而言是一次新的尝试。在此之前，我还没有用这样的叙述调子写过一部作品。对于通常在有可能正面展开的生活场景、人物冲突方面，这部小说恰恰采用了一笔代过的方式，而把注意力放在合欢的命运上。我希望读者能够在小说的文字后面看到更多的东西。

　　朱：你一向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像不久前发表在《收获·增刊》上的《青春狂》，实际上我觉得更深层次的是反映了你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比方说合欢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柯：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反映整个时代的变化。小说写到了农村小镇，写到了县城，最后写到省城。我希望在尽可能简约的文字中表现比较多的生活和人物。随着合欢的经历，小说出现了乡长，县长，律师，教授，做生意的大款，摆小摊的农民，还有与合欢一起沉浮的“小姐们”。总的基调可以用“悲悯”二字概括。

　　合欢出身于社会底层，对人生有着在她的视野范围内的梦想。美丽既是她的幸运，也是她的不幸。即使为着拯救关在狱中的哥哥，她也绝不出卖自己的人格。仅仅因为学生时得到的一点关注，她就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这个性格软弱卑微的小学教师，并如牛重负般地为他寻找出路。小说结束在她被爱人“出卖”的迷茫中。

　　朱：合欢走向“三陪小姐”这个过程是一步步展开的，但是我最欣赏的还是她又能够自主摆脱这个人生中的被动阶段。

　　柯：合欢只是坐台，陪唱陪吃，但从不出台。这是合欢的底线。而在作者看来，即使是那些真正的“三陪小姐”，也是善良的，是令人同情的。合欢做小姐，是为了救哥哥。但她又不愿让被救出的哥哥知道她的辛酸经历，因此到了省城摆小摊。对她而言，无论是在招待所当服务员，还是在体面人家当保姆，还是坐台当小姐，都是一种无奈的挣扎。这是合欢人生中被动的一面。然而，即使在最艰难的处境中，合欢从未放弃过灵魂的纯净。她和她的伙伴们即使在污泥中也还坚持着互助和友爱，坚持着正直和善良。我对这样一些小人物始终怀着很深的同情。

　　朱：从我个人来说，合欢的那个姐妹将五十万元的存折还给合欢这个细节留给我的印象是最难忘的，她和诱骗合欢的那个律师形象形成了相当现实而深刻的反差。

　　柯：五十万元的存折并非是刻意的，那是这些女孩子们自然而然的行为。从我的小说中看，合欢并不恨那个律师，我在写作时也没有自觉到律师对合欢是“诱骗”。所有的东西都是照实写来，而人格的高下就在真实生活的展露中分明呈现。坦率地说，我甚至对你的这种阅读反应有些意外。我并未在这部作品中刻意地鞭挞什么。

　　朱：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孩子在海边看到许多海贝被海水冲到了沙滩上，它们很快就会干渴死去，这个孩子就不断地拣起海贝扔回大海，有人看了就劝他，说这么多的海贝你拣得过来吗？孩子说，我是拣不过来，但是我手里的这个它活了。

　　柯：对于历史而言，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渺小的。地球不会因为任何一个生命的逝去而停止运转。然而，春夏秋冬，潮起潮落，在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眼中又充满着神秘和诱惑。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就像那些散落在海边的海贝，通常引不起人们的关注。但他们同样是一些有血有肉的生命。如果我的作品能够使更多的目光关注到他们，那我当然十分高兴。

　　朱：《合欢》里的这一鲜明特点，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新星》的。《新星》里的县太爷是可以决定什么和改变什么的，而《合欢》里的合欢也一直是在力图决定着和改变着。

　　柯：你谈到《新星》，那是我十几年前创作的一部小说，最近重读，已经有了许多的不满。就我自己的创作而言，《合欢》做了完全不同的艺术探索。《新星》四十多万字，正面描写社会生活和官场斗争。而《合欢》只有十几万字，将大量的社会生活隐在后面，凸现的是人物命运。

　　朱：在你的作品当中，关注社会变革，也就是转型时期个人的痛苦、个体的命运，关注“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命运这条线索一直是极为清晰的。

　　柯：在文学中是没有小人物与大人物之分的。我在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芙蓉国》中就写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许多大人物，而在另一部同样是写“文革”的长篇小说《蒙昧》中写的全部是小人物。作为一个作家，我注意各种各样的人物，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至于一部作品所写到的人物，则要看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需要。如《芙蓉国》，正面描写“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回避那些大人物的作为。而《合欢》的主人公是一个出身底层的女孩，与她的命运相纠缠的，自然更多的是一些小人物。

　　朱：说句实话，在近二十年的写作中，你是很擅于扔炸弹的，你觉得《合欢》是属于这一类的吗？

　　柯：我没有扔炸弹的感觉，我只是一部接一部的写。《合欢》与我过去的许多作品风格不同。在《合欢》的写作中，我更注意简约。希望这部作品更值得回味。

　　朱：那你觉得《合欢》如果能够有影响的话，会表现在哪一方面？我曾经把《合欢》的清样推荐给周围的朋友，他们中有的人认为这就是另一部《玉米》。

　　柯：几年前有一位在海南经商的朋友对我讲过他的经历，他曾经做过当地最大的几家酒店的经理，用他的话说，在他“手里过的小姐有上万个”，有相当一些女孩最后的命运很惨，他很希望我能为这些女孩写一部小说。在生活中我也结识过各种各样的女孩，发生在她们身上的许多故事非常打动我。一个女孩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向往着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但在挣扎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种种她常常不可抗拒的伤害。在合欢的身上，我表达了一个小人物不甘沉沦的人格光彩。她为领导当过服务员，为律师当过保姆，到歌厅当过“小姐”，但她坚守着自己的尊严，在这个意义上说，合欢是高尚的。

　　作为一个作家，我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具体到《合欢》，我还不知其影响力如何。

　　至于你说到的朋友的评价，我当然很高兴。但我从来不愿做这样的比较。我想说的是，相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作品，《合欢》的风格是独特的。希望读者能喜欢她。

　　朱：你对“柯云路复出文坛”这句话怎么看，这里面其实也是包含了一些个人命运的关注的。你不觉得自己也是一枚海贝吗？

　　柯：你又谈到海贝。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一枚海贝。如果我是海贝，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是等待外力的救助，而是凭自己的力量游回大海。(朱洪海)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