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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奇遇

　　生活的轨迹往往在不经意间就改变了。

　　南京。1997年5月的一天早晨，黄忠像往常一样，在离家不远的和平公园散步。这时，一个拎着大包、风尘仆仆的中年妇女走到了黄忠跟前，中年妇女放下手中的包，腾出手来捋了把汗，操着一口乡音很重的普通话向他问路：“老师傅，往中华门怎么走？”黄忠热情地给她指了路，告诉她怎么坐车，又见她拎的包十分沉重，就想帮忙搭个手，送她到车站。中年妇女很是感激，却不再急着走路，没话找话地跟黄忠攀谈起来。她说自己名叫余萍，老家在湖北省阳新县洋港镇，是个苦命女人。前几年离了婚，一人拉扯三个孩子，大儿子去年考入保定的华北电力大学，家里生活更为艰难，所以到南京来打工。听说中华门附近有个劳务市场，这便去撞撞运气。说着，她拿出离婚证及儿子在大学里写给她的信。

　　黄忠不由得打量她一番。这个叫余萍的农妇长得中等身材，皮肤稍黑，眼睛挺大，透着一种农村人少有的机灵。他接过信后一看，果真是她儿子从保定寄来的。信中一再强调，因为学费问题，很可能面临辍学，字里行间透出非常焦虑的心情。黄忠看到这里，心头一阵酸楚。黄忠也是农村出来的，有过艰辛的求学经历，深知农村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是多么的不易，所以他动了恻隐之心，产生了资助余萍儿子读书的念头。他安慰余萍说：“我家的经济条件还不错，我回去跟老伴商量一下，想办法帮帮你，资助你儿子读完大学。”

　　酒后“重婚”

　　余萍自然是千恩万谢，说自己遇上贵人了。交谈中，余萍说她租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黄忠也将自己和家里的大致情况告诉了余萍。黄忠退休前在某重点中学任教导主任，高级教师。其妻张兰在某科技杂志社任副编审，两个儿子一个在美国留学，一个在金融机构工作。双方约定改日还在和平公园见面。

　　回家后，黄忠跟老伴商量后决定，每月从退休金中省下一点钱，帮助余萍儿子求学。

　　第二天，黄忠即兴冲冲地赶到公园，但余萍却没有如约而至。以后的几天，她也不见踪影。正当他快要把这事抛到脑后的时候，余萍又出现在公园里。听说黄忠的老伴同意资助，余萍显得非常高兴，她请黄忠赶快兑现，以解儿子的燃眉之急。因为黄忠身上当时并未带钱，他就将余萍领到家里。张兰拿出500元交到余萍手上，并对她说：“你家的事，老黄已同我商量过了，我们决定每学期资助你儿子1000元。这些钱，我们以后会分批寄到你儿子的学校。”

　　一个多月后，余萍第二次来到黄家。当时，家里只有张兰一个人。余萍说了一番感激的话，提出想拿一张黄忠的照片，说是儿子来信要的，想认认恩人。张兰见推辞不过，就找了张黄忠在杭州灵隐寺的单人照给她。

　　余萍再次失踪了。大约三四个月，她没有在和平公园露面。黄忠打听不到她在南京的住址，也就不再理会。

　　直到1997年9月的一天，余萍又突然出现在和平公园。黄忠见她面容消瘦、神情忧郁，便关切地问她最近干什么去了。余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在黄忠的再三追问下，余萍才为难地说，由于找不到工作，她只好去卖淫，被警察抓住，送到收容所，前两天刚放出来。说完痛哭流涕。

　　黄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摇头叹息道：“你……你呀，什么事不好干，怎么能干这种下三滥的事？”

　　余萍哽咽道：“你说我能干什么？实在没办法呀……我后悔死了，以后再也不干了。”

　　见余萍孤独无助、泪水涟涟的样子，黄忠说：“这样吧，我退休后，有家外资公司聘我当业务顾问，有时帮人家做点事情，你先跟我跑跑，看能不能在这方面发展。”余萍喜出望外：“黄老师，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啊！”

　　此后，黄忠和同事几次把余萍带到山东及安徽等地联系业务。然而余萍对业务一窍不通，且实在上不了台面(诸如在酒席上把好烟一把装进自己的衣袋等等)，让黄忠颇为尴尬。最终，黄忠为她谋一份职业的想法只好作罢。

　　黄忠担心余萍生活无着，又会重蹈覆辙，便产生了帮人帮到底的想法。余萍原来在家乡时跟前夫开过一个小餐馆，曾想过在南京开个小饭店谋生，但苦于没有资金。她说如果开饭店的话，南京有个当警察的表哥也可以帮她。

　　黄忠瞒着张兰取出自己的1万元住房公积金，允诺借给余萍开饭店。

　　1998年春节，余萍回湖北老家过年去了，她介绍的表哥突然打来电话，约黄忠去看看饭店的筹备情况。在南京中央门车站附近，戴着“大盖帽”的表哥领着黄忠参观了一个正在装修的饭店，说这就是余萍和他合伙开的，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叫黄忠尽快拿出1万元钱。

　　黄忠正准备送钱给“大盖帽”的时候，却意外地接到余萍打来的电话，说她已回到南京，想找黄忠谈谈开饭店的事。当她得知“表哥”的举动后，气愤地说：“他不是我表哥，他是骗钱的，他以前对我有恩，所以我认他做表哥。”

　　此后，余萍说想回阳新开饭店，在镇政府工作的舅舅打算与他合作，只要把饭店开起来，一定能够生意兴隆。黄忠以为，余萍是真想走一条劳动致富的道路，自己也不枉做一件功德圆满的好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1万元钱交给了余萍。

　　1998年6月8日，余萍登门向张兰提出，想请黄忠随她一同到阳新县，指导她与舅舅合伙开饭店。张兰出于热心，也没有细想就同意了。

　　第二天下午，余萍便带着黄忠一起去了阳新。走了几天后，黄忠也没来个音信。张兰便有些着急，按照余萍留下的号码，往阳新县打了数次电话，可没有一次能找到黄忠。

　　且说黄忠随余萍到阳新后，当天晚上，本想寻旅馆住下，却被余萍劝住了。她说外面住宿费太贵，没有必要，不如就住在她家里，有空房的。黄忠不便推辞。晚饭时，余萍特地拿出家乡酿制的白酒招待黄忠。在美酒的刺激下，42岁的余萍显得媚态十足、格外动人。黄忠没什么酒量，没喝多少，就已醉得不省人事……等他醒来时，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原来余萍赤身裸体地同他躺在一张床上。

　　在余萍的百般安慰和曲意迎合下，黄忠失去了应有的理智，与之发生了性关系。此后的几天，他一直处于进退两难之间。想走，余萍执意挽留，而且“生米已煮成熟饭”，迟走和早走已无本质区别。可留在这里一天，心里就多受一天的煎熬。这天早晨，余萍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回来，说邻居跟她不和，要到派出所告他俩卖淫嫖娼。黄忠一听这话，顿时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若是这件事情被捅出去，他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啊！此时，余萍提出一个计划，让黄忠扮作她从南京领回来的新夫婿。她说自己的舅舅在镇政府工作，还有个侄儿是村支书，让他们帮忙弄个结婚证，即使派出所来检查，也能对付过去。

　　余萍的主意尽管荒唐，但惊惶失措的黄忠还是同意了。在余萍的安排下，黄忠利用一张原单位的信笺，写了个已丧偶的证明，余萍花了200元钱刻了个假公章盖上去。两人又照了张合影，余萍当天便到镇上把结婚证领了回来。第二天，黄忠慌忙离开那是非之地，动身赶回南京。

　　惨遭蛇咬

　　黄忠回家后，生活一度恢复平静。他以为，那荒唐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2000年7月，余萍的儿子大学毕业，黄忠老俩口对他的资助也就顺理成章地结束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余萍约黄忠见面，凶相毕露，拿出“结婚证”威胁说：要么拿10万块钱和一套房子，否则告他重婚罪，让他坐牢。

　　黄忠向老伴坦白了一切。张兰听后又惊又气，她本来就体质虚弱，一气病倒住进了医院。黄忠深感自责，日夜看护着老伴，反复向老伴认错，终于得到老伴的宽恕和谅解。老俩口达成共识，对余萍的无理要求坚决予以拒绝。

　　之后，余萍的纠缠骚扰开始逐步升级。

　　一个男人打电话给黄忠恶狠狠地说：“交10万元钱，保你一条命，若舍不得钱，打断你一条腿，叫你一瘸一拐到终生。”一次，黄忠在中华门无意中碰见了余萍，吓得低着头欲逃走。余萍发现后，上前堵住黄忠，搜出他身上仅有的100元钱，并抢走他的老年证，扬长而去。

　　2001年1月17日，余萍带着一个光头男人到黄忠家所在的宿舍楼，到处张贴黄忠与余萍的结婚证复印件和写满恐吓言辞的“小字报”，扬言不交出10万元钱，就杀死黄的儿子，用雷管炸房子等等，并在楼道里大声叫嚷：“我是黄忠的小老婆，他就该管我到死！”此时，黄忠正陪张兰在上海住院治病。余萍这一闹腾，害得左邻右舍胆颤心惊，宿舍大院满城风雨，惊动了辖区派出所和老俩口的所在单位。黄忠的小儿子得知此事后，更是气愤异常，急忙打电话将父母从上海叫了回来。

　　1月21日，一个自称是律师的邰某上门威胁，要黄忠“私了”此事，“最后期限是今年5月1日”。并逼着黄忠支付了当天晚上的“差旅费”300元。

　　最让黄忠伤心的是，余萍被资助的儿子不仅没有说一声谢谢，还打电话来，叫黄忠满足他母亲的要求，让她能够“心理平衡”。

　　黄忠万般无奈，向南京市司法部门作了详细申诉。有关方面经过调查核实，宣布黄忠、余萍婚姻关系无效。

　　余萍见敲诈不成，以受害人的身份，状告黄忠犯有重婚罪，请求追究其刑事责任，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

　　鉴于黄忠与余萍领取了结婚证，已构成重婚的事实；同时有证人证词表明，余萍在与黄忠领取结婚证前，亦明知其有配偶。法院建议双方息事宁人，达成和解，以避免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两败俱伤。

　　2001年8月24日，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调解，黄忠和余萍达成和解协议，黄忠付给余萍4万元和解金，余萍则自愿撤诉。接着，张兰诉余萍一案也自愿撤诉。

　　余萍要钱的目的达到了，黄忠则避免了一场牢狱之灾。但是，这个当代“农夫与蛇”的故事，引人深省。(李建军)

　　摘自：《法制月刊》2001年第12期